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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坪數兒童房設計人跟珍貴動植物相比,是否要提高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的刑罰

  

  目錄:

  1.羅翔:我為什麼還是主張提高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的刑罰

  2. 收買被拐婦女罪的刑罰需要提高嗎?

  3.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司法案例數據分析報告

  

  

  我為什麼還是主張提高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罪的刑罰

  

  羅翔/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我一直主張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刑罰,做到形式上的買賣同罪同罰,這無關熱點還是冰點。這段時間,這個議題再次成為一個公共話題。非常感恩,我的朋友和同道車教授提出了不同看法,這種批評意見非常寶貴,因為批評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認識這個問題。

  

  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永遠不要在自己看重的立場上附著不加邊際的價值。對於世俗問題,我們必須戒斷對獨斷化思維的成癮性依賴,雖然這種思維極大地迎合著人類的自負與傲慢,但它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種災難性的偏見和愚蠢。

  

  我們必須承認任何對立立場都可能存在合理的成分,畢竟,我們不是哲學王,無法走出洞穴直視太陽從而獲得真理性的知識(episteme),我們只能生活在現象世界擁有並不充分的意見(doxa)。

  

  學者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和狂熱的聲音拉開距離,有時拒絕媚俗更能體現一個學者的學術勇氣和良知。對於法律人而言,托克維爾的教導擲地有聲:「當人民任其激情發作,陶醉於理想而忘行時,會感到法學家對他們施有一種無形的約束,使他們冷靜和安定下來。

  

  法學家秘而不宣地用他們的貴族習性去對抗民主的本能,用他們對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對抗民主對新鮮事物的熱愛,用他們的謹慎觀點去對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們對規範的愛好去對抗民主對制度的輕視,用他們處事沉著的習慣去對抗民主的急躁。」

  

  在仔細閱讀了車兄的批評意見之後,我還是堅持最初的觀點,主張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刑罰,買賣同罪同罰。

  

  一、不完美的體系解釋批評意見認為:不能片面地看待刑法第241條第1款,而要從體系的角度,綜合考慮其他條款。刑法第241條,總共有6個款: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並有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出賣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此,批評意見認為 「收買被拐婦女罪的收買行為本身,的確只有最高3年的基本刑,但是,收買之後極高概率甚至是必然伴隨實施的各種行為,都是法定刑極高的重罪。

  

  因此,如果全面地評價,收買被拐賣婦女的行為,不能僅僅著眼於第241條第1款本身,片面地評價成一個輕罪,而要結合第241條的全部條款綜合評價成一個重罪。」

  

  這種觀點當然有合理之處,但它的不足在於沒有考慮收買被拐賣兒童的現象,這種體系解釋並不完美。單純的購買兒童最高只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購買被拐賣的兒童,很有可能不會伴隨非法拘禁、虐待、強姦等重罪。無論收買者是否悉心照顧被拐兒童,都對被害人家庭會帶來摧毀性的打擊。

  

  然而,拐賣兒童的基本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收買被拐賣兒童則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這也導致收買被拐賣兒童罪很少被追訴,因為它的追訴時效只有五年。拐賣兒童罪是一種繼續犯,張三2000年1月1日拐了一個小朋友,賣了三年到2003年1月1日才賣出去,雖然從拐的那個時間點,張三就構成了犯罪,但是這個犯罪行為和狀態都在繼續,一直到賣出去那個點才結束。所以從2003年1月1日開始計算十五年的追訴時效。

  

  但是,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則是一種狀態犯,李四2000年1月1日買了個孩子,買的那個時間點構成犯罪,雖然不法狀態或者說不法結果一直在繼續,但是行為已經結束。

  

  所以必須從購買時也即2000年1月1日開始計算追訴時效五年。顯然,如果在這五年內沒有新的犯罪,那麼過了五年,就不能再進行追訴。因為刑罰的不平等,必然導致追訴時效的嚴重失衡。總之,從收買被拐賣兒童罪的角度,綜合241條全部條款,似乎依然是一個輕罪。

  

  二、不完美的預備犯理論 批評意見認為:「整體評價來說,違背女性意願的‘買媳婦’行為,幾乎是天然地內含了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重罪的內容。沒有這些重罪內容的‘買媳婦’,幾乎無法想像。在這個意義上,收買被拐婦女罪,甚至可以被評價為是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重罪的預備犯。」

  

  「在這種情況下,將收買被拐女的行為單獨定罪,無論行為人是否實施後續的重罪行為,這難道不是已經體現出對收買行為的提前懲罰和從重打擊嗎?」這種解釋非常巧妙,但是解釋力並不充分。按照相同的邏輯,買槍通常都會伴隨殺人、傷害、搶劫等暴力犯罪,買槍行為可以看成是故意殺人罪的犯罪預備行為。那麼買槍和賣槍的刑罰就應該拉開差距。

  

  但是,刑法第125條規定非法買賣槍支罪的基本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買槍和賣槍同罪同罰。張三為了殺人而購買槍支,傳統刑法理論認為是牽連犯,從一種罪論處,但是現在的主流立場開始認為這種牽連並不緊密,並非類型化的牽連,因此應當數罪並罰。買人和買槍的刑罰嚴重失衡,很難得到合理解釋。

  

  三、對向犯理論的疏忽我主張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刑罰,還基於共同對向犯罪理論。我曾經寫過:在刑法中,共同對向犯的刑罰基本相當。罪名相同的共同對向犯,如非法買賣槍支罪,買賣雙方自然同罪同罰。罪名不同的共同對向犯,刑罰也相差無幾,比如購買假幣罪和出售假幣罪,刑罰完全一樣。

  

  只有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婦女、兒童罪這一對共同對向犯很特殊,對向雙方的刑罰相差懸殊,到了與共同對向犯的法理不兼容的地步。當前法律對於買人的制裁力度甚至比買動物還要來得輕緩。這樣一來,不免有「人不如猴、人不如鳥、人不如物」的意味,無論如何都會讓人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批評意見認為:「刑法上的對向犯,本來就有處罰買方和不處罰買方兩種情形。因此評價收買被拐婦女的行為,不能僅僅與拐賣行為相比,還要與那些刑法根本就不處罰的其他買方行為——如購買發票、購買毒品(自用)——相比,顯然立法者是給予收買婦女以犯罪化的嚴懲。即使從共同對向犯內部來看,買方與賣方的刑罰也不存在必然相同的規律。

  

  有些相同的情形是由於,買賣雙方的作用相當,都是促成了一個不得在社會上出現的違禁品在社會上流傳,如買賣槍支和買賣假幣,但買賣婦女的犯罪對象和法益內容顯然不屬於這種情況,因此不能簡單類比。

  

  」但是,這里的問題在於並沒有對共同對向犯和片面對向犯進行區分。共同對向犯(比如買賣槍支罪)所對向的雙方都是犯罪,片面對向犯只懲罰一方,不能把所對向的另一方視為共犯,也即批評意見所說的不處罰買方的情形。

  

  片面對向犯的一個主要的立法動機在於自損行為,比如銷售偽劣產品罪構成犯罪,但是自願購買偽劣產品的行為本身並非犯罪,因為購買人出於意志自由自願處分財物。

  

  同理,賣淫和吸毒不是犯罪,但是組織賣淫和販賣毒品都是犯罪,理由在於賣淫者和吸毒者的自損意願。但是對他人自損行為的剝削和利用是對人的一種物化行為,發動刑罰權是合理的。

  

  然而,在共同對向犯的情況下,所對向的雙方刑罰基本上是相似的,買槍賣槍同罪同罰,出售假幣購買假幣同罪同罰,行賄受賄刑罰相差無幾,很少有哪種共同對向犯的刑罰像買人和賣人一樣失衡,它的法理在邏輯上很難得到說明。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並未自願同意賣身為奴,這無法使用自損行為的理論。

  

  事實上,即便是自願賣身為奴是否應該懲罰,也是存在爭論的。甚至自由主義的宗師穆勒都認為,人沒有出賣自己的自由,自由不能以徹底放棄自由為代價。批評意見認為:如果買賣雙方刑罰相當,其目的是避免違禁品在社會上流傳。

  

  但是,這不正好也能說明人口買賣嗎,還有什麼是比人當作交易對象更應該禁止的呢?當然人不能看成東西,雖然很多買人者認為所購買的女性連東西都不如。

  

  四、人與動物和植物多年以來,我主張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刑罰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與動物類和植物類犯罪的比較。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或者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根據司法解釋,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三類:一是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以下簡稱《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二是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三是人工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請注意,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入罪標準是沒有情節嚴重的限定,只要是二級保護動物,即便犯罪對象只有一只也構成犯罪。

  

  有時收購一只一級保護動物就屬於情節特別嚴重,比如金絲猴、大熊貓等等、還有最近為大家喜聞樂見的豹子,收購一只就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批評意見認為:對購買鸚鵡者而言,不是要把鸚鵡拿來當媳婦、生孩子的,而是當作一種寵物飼養和觀賞。

  

  這里面基本上不包括對動物本身的利益損害,更不存在像對人的性、身體、自由等個人基本法益的那樣的損害。在購買行為之後,並沒有什麼其他更重的犯罪在等著行為人,所有的評價都體現在購買行為之中了。這是這個罪的罪質。這種觀點存在不足。

  

  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除了有觀賞價值的,還有藥用、食用等諸多價值,如果購買動物來入藥,自然會包括對動物本身利益的損害。當然,必須說明的是,收購動物之後的實施了殺害行為,根據選擇性罪名的法理,只能評價為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一罪,不能數罪並罰,這和收買婦女又實施強姦應當數罪並罰是不同的。

  

  在罪數問題上,必須承認對人的保護力度要更強。但是在基本刑方面,單純的購買婦女、兒童與購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存在嚴重罪刑失衡。

  

  甚至,購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最高也可能處十年以上,比如買一張虎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了非法狩獵罪,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司法解釋規定,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獵,非法狩獵野生動物二十只以上的,屬於非法狩獵「情節嚴重」,構成非法狩獵罪。這里的野生動物也即三有動物,根據《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三有動物大概有近2000種,甚至昆蟲都有110種。

  

  很多城市全域都是禁獵區,通俗來說,在城里抓20只三有動物(比如癩蛤蟆)就構成非法狩獵罪。那麼,收購呢?一個可選擇的罪名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當然入罪標準不是20只,而是50只,司法解釋規定:明知是非法狩獵的野生動物而收購,數量達到五十只以上的,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

  

  這個罪名的基本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另一個罪名就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罪(違反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法規,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第一款規定以外的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情節嚴重的),刑罰也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需要說明的是,目的並不需要實際做到,只要有基於想吃的目的購買,購買後無論動物是否飛走了,還是產生感情不準備吃了,都成立本罪的既遂。

  

  另外,再看看植物,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規定了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違反國家規定,非法采伐、毀壞珍貴樹木或者國家重點保護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購、運輸、加工、出售珍貴樹木或者國家重點保護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無論是出售,還是購買,無論是植物,還是植物制品,買賣同罪同罰,最高可判七年。

  

  人是目的,不是純粹的手段,人性尊嚴高於一切的動物和植物,康德說:「每個人都有權要求他的同胞尊重自己,同樣他也應當尊重其他每一個人。人性本身就是一種尊嚴,由於每個人都不能被他人當作純粹的工具使用,而必須同時當作目的看待。人的尊嚴就在於此。正是這樣人才能使自己超越世上能被當作純粹的工具使用的其他動物,同時也超越了任何無生命的事物」。

  

  五、善意購買問題批評意見指出,可能存在善意購買的現象。一如「《被解救的薑戈》中的舒爾茨醫生那樣,從奴隸販子手中買下薑戈,讓薑戈跟在自己身邊,暫時脫離被囚禁和折磨的處境。你覺得哪一種行為更具有罪惡感呢?」我承認存在這樣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麼我從來都認為法益作為入罪的基礎,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如果一種行為是道德所鼓勵的,那自然不是犯罪。

  

  對此行為,完全可以使用刑法第13條的但書條款,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至於這個條款在司法實踐很少使用,這不是立法問題,這是機械司法的問題。

  

  值得類比的是,在當前的司法狀況下,以放生為目的或者改善動物福利為目的購買珍稀動物可能是不會從寬的。那麼買個媳婦,準備一生一世好好愛她,就應該從寬處理嗎?

  

  六、行為正義還是結果正義關於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問題,肯定存在道義論和功利論兩種論證路徑。但是,沉重的社會問題從來不是書齋中的哲學遊戲,雖然哲學支配著人間所有沉重的社會問題。

  

  克爾凱郭爾講過一個笑話:在一家戲劇院,碰巧後台起火了。小醜出來對觀眾講話。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笑話,並鼓起掌來。他又告訴他們,他們依然歡鬧不止。而這正是世界毀滅的方式。生活充滿著笑話,令人發笑,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在笑聲中忘記了思考,我們也忘記了為何發笑。

  

  刑法只是社會治理手段的最後方法,它能解決的問題很少很少,幻想通過對個罪刑罰的提高來解決收買婦女兒童問題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是,刑法依然要有所作為。加繆的《局外人》描述了令人悲傷的法律狀況,當事人成了法律的局外人。加繆的哲學讓人走向悲觀,他認為人一定要追問意義,但生活的本質又是無意義。因此,人必須要與荒誕和解。

  

  但是,我從根本上反對這種哲學,因為虛無主義在邏輯上並不自洽。如果沒有意義作為參照系,那麼說生活沒有意義就毫無意義。雖然,我們無力達致一種理想的狀況,但並不代表理想沒有價值。

  

  雖然我們所有努力也許微乎其微,甚至事與願違,但是努力依然是有意義的。我們畫不出一個完美的圓,但不代表完美的圓不存在,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法律一直在革新,法治也在不斷前進,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收買被歸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免責條款,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也讓我們充滿希望。

  

  有作家曾經認為如果打擊拐賣現象導致村落消失怎麼辦,對此我的回應是一句法諺: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做到,那就塌吧。《萊博維茨的讚歌》說,「對世界安全的渴望,對伊甸園的渴望,結果就是萬惡之源……當痛苦最小化,安全最大化成為驅動社會的目標,它不知不覺成了唯一的目標,成為法律的唯一基礎——這是墮落。我們在尋求它們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走到了相反地終點:使痛苦最大化,使安全最小化。」

  

  這段話值得功利論者傾聽。我從不否認功利主義,但是它必須接受道義論的約束,此刻我耳邊再次回響起康德的教導:道德本來就不教導我們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導我們如何使自己無愧於幸福。

  

  

  收買被拐婦女罪的刑罰需要提高嗎?

  載「中國法律評論」

  

  

  車浩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目次

  一、片斷評價為一個輕罪還是綜合評價成一個重罪

  二、報應刑和教義學的角度:後續重罪的預備犯

  三、預防刑和經濟分析的角度:剛需利益對重刑激勵遲鈍

  四、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犯罪黑數與基層執法者的行動邏輯

  五、法律人的立場與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最近,徐州豐縣事件引發了全社會對於拐賣婦女問題的關注。其中,與法律有關的,就是相關犯罪行為的刑罰輕重問題。

  

  按照刑法第240條規定,拐賣婦女罪,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情節嚴重的,最高刑可以到死刑。這算是重刑配置了。與之相比,收買被拐賣婦女罪,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買媳婦」的行為,處罰則明顯為輕。刑法第241條第1款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關心這一問題的公眾、學者,很多都認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以下簡稱「收買被拐婦女罪」)的法定刑太輕了,不利於打擊拐賣婦女犯罪,甚至對比其他罪名的刑罰設置,提出「買一個婦女,最高才3年,而買幾只鸚鵡,就能判到5年」。在這種強烈的對比下,呼籲修改刑法,大幅提升買方法定刑的聲音,已經在互聯網上形成一股浪潮。

  

  在表明個人觀點之前,先要聲明一個基本立場:拐賣以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在任何國家和社會的道德觀念層面和法律制度層面,都是不應被允許和正當化的。我當然對這種行為深惡痛絕,也讚成現行刑法對於買賣行為的雙向犯罪化。

  

  接下來所說的,是在上述立場的基礎之上展開的討論。即關於收買被拐賣婦女即俗稱的「買媳婦」的行為,刑法第241條第1款設置了最高3年法定刑,是否過低?應如何評價?

  

  因為主張提高法定刑的觀點,而不同意本文的討論結果,那都是正常的學術分歧。但如果就此推導出本人不關心被拐賣婦女的命運、反對打擊拐賣婦女犯罪等等之類的結論,那我就只能建議,最好你看到這里就停下來。每個人都困在自己的盲山里,按照脫口秀演員楊笠的說法,「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片斷評價為一個輕罪,還是綜合評價成一個重罪

  

  先來看看現行刑法條文中關於「買媳婦」的刑罰配置。

  

  刑法第241條不只有第1款,它總共包括了6款。現全部列出如下: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並有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出賣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例如,第2款規定,收買婦女後強行發生性關係的,按強姦罪論處,而強姦罪最高刑可以到死刑;第3款規定,收買婦女後拘禁或者傷害的,按非法拘禁罪或傷害罪論處,兩罪最高刑分別可以到15年和死刑。第4款規定,構成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應當與收買被拐賣婦女罪數罪並罰,而非擇一重論處。第5款規定,收買後又出賣的,按拐賣婦女罪論,最高刑可以到死刑。

  

  綜合全部條款,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收買被拐婦女罪的收買行為本身,的確只有最高3年的基本刑,但是,收買之後極高概率甚至是必然伴隨實施的各種行為,都是法定刑極高的重罪。因此,如果全面地評價,收買被拐賣婦女的行為,不能僅僅著眼於第241條第1款本身,片面地評價成一個輕罪,而要結合第241條的全部條款綜合評價成一個重罪。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觀點。接下來,我回應下一些爭議性的意見。

  

  

  報應刑和教義學的角度:後續重罪的預備犯

  

  羅翔教授認為:

  

  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婦女、兒童罪這一對共同對向犯很特殊,對向雙方的刑罰相差懸殊,到了與共同對向犯的法理不兼容的地步。在刑法中,共同對向犯的刑罰基本相當。罪名相同的共同對向犯,如非法買賣槍支罪,買賣雙方自然同罪同罰。罪名不同的共同對向犯,刑罰也相差無幾,比如購買假幣罪和出售假幣罪,刑罰完全一樣。

  

  只有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婦女、兒童罪這一對共同對向犯很特殊,對向雙方的刑罰相差懸殊,到了與共同對向犯的法理不兼容的地步。當前法律對於買人的制裁力度甚至比買動物還要來得輕緩。這樣一來,不免有「人不如猴、人不如鳥、人不如物」的意味,無論如何都會讓人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彭雅麗博士提出:

  

  刑罰輕重往往是罪質輕重的標誌,民眾將收買婦女的行為與買鸚鵡對比是有合理性的。收買作為手段行為,本身也應當按其應有的罪質水平設置刑罰,而不能說「拐賣婦女」一定會有其他結果,考慮到其他結果已經很重,所以就可以減輕「拐賣婦女」的刑罰。

  

  首先,關於對向犯問題。刑法上的對向犯,本來就有處罰買方和不處罰買方兩種情形。因此評價收買被拐婦女的行為,不能僅僅與拐賣行為相比,還要與那些刑法根本就不處罰的其他買方行為——如購買發票、購買毒品(自用)——相比,顯然立法者是給予收買婦女以犯罪化的嚴懲。

  

  即使從共同對向犯內部來看,買方與賣方的刑罰也不存在必然相同的規律。有些相同的情形是由於,買賣雙方的作用相當,都是促成了一個不得在社會上出現的違禁品在社會上流傳,如買賣槍支和買賣假幣,但買賣婦女的犯罪對象和法益內容顯然不屬於這種情況,因此不能簡單類比。

  

  其次,如上文所說,如果僅僅是著眼於第241條第1款本身,那可能會有與賣方相比,「對向雙方的刑罰相差懸殊」的印象,但是,如果全面考慮第241條的所有條款,就會將整個收買行為綜合評價為一個重罪。之所以做出這樣的綜合評價,主要是基於以下的原因。

  

  收買被拐婦女罪,有其獨特的罪質,不能簡單地與其他買賣類犯罪對比。例如,常被人拿來舉例的刑法第341條,「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被通俗地對比成「買一個女的才判3年,買一只鸚鵡就能判5年」。

  

  這兩個罪看起來都有懲罰購買行為,但是購買的意義是不同的。

  

  對購買鸚鵡者而言,不是要把鸚鵡拿來當媳婦、生孩子的,而是當作一種寵物飼養和觀賞。這里面基本上不包括對動物本身的利益損害,更不存在像對人的性、身體、自由等個人基本法益的那樣的損害。在購買行為之後,並沒有什麼其他更重的犯罪在等著行為人,所有的評價都體現在購買行為之中了。這是這個罪的罪質。

  

  但是,收買被拐婦女罪,是要懲罰什麼、保護什麼呢?

  

  買方是為了「買媳婦」,既然是買媳婦,就必然是追求與被拐女發生性關係,因此買方必然會觸發強姦罪;退一步,即使短期內因為各種原因,如男方精神病、殘疾、年幼、不能人事等,不能發生性關係,但是對於反抗的女性來說,也幾乎必然地要面臨著被剝奪自由、被毆打侮辱的命運,因此買方也必然會觸發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等。

  

  整體評價來說,違背女性意願的「買媳婦」行為,幾乎是天然地內含了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重罪的內容。沒有這些重罪內容的「買媳婦」,幾乎無法想像。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收買被拐婦女罪,甚至可以被評價為是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重罪的預備犯。

  

  中國刑法總則的獨特規定,即第22條的預備犯,是「為了犯罪,準備工具、製造條件」。在以往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幾乎處於被漠視的死角。行為人為了實施之後的強姦,以及壓制對方反抗而實施傷害、拘禁等行為,不都是必須要以與人販子交易,將該女性購買到手為前提條件嗎?因此,這個與人販子交易的「收買」行為,實質上就是後續重罪的預備犯。

  

  預備犯在大陸刑法中的境遇本來是名存實亡的。因為刑法各個罪名幾乎均不處罰預備犯,無論是在立法上還是司法實踐中。在這種情況下,將收買被拐女的行為單獨定罪,無論行為人是否實施後續的重罪行為,這難道不是已經體現出對收買行為的提前懲罰和從重打擊嗎?

  

  如果不同意我的解釋,而是完全剝離後續的重罪內容,那麼就收買行為本身來獨立評價,還能剩下什麼呢?

  

  人作為目的的尊嚴?人身的商品化?女性的物化?恕我直言,如果完全脫離開收買之後對女性的身心傷害,僅僅是一個金錢交易行為本身,難以體現出對這些價值的蔑視。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在一種按勞取酬的交易環境中,無論男女,出賣自己的腦力和身體的現象比比皆是。

  

  即使在合法婚戀的場合,大到權貴聯姻的商業利益,小到丈母娘要的彩禮錢,都脫離不開金錢交易。就算是上個非常勿擾或世紀佳緣的征友節目,哪怕是線下的媒婆,也要給介紹人費用。如果不考慮實際傷害,只考慮人的尊嚴不能被物化,只要關乎人身的商品交易就應當定罪,那至少賣淫嫖娼都應當犯罪化,而不僅僅是違法了。

  

  相信立刻會有人反對說,那不一樣,賣淫女是自願的,但是被拐賣的女性都是被強迫的!

  

  好,我就從兩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一方面,設想一下那個場景,人販子帶著一個被強迫狀態下的、隨時被其拳打腳踢的被拐女,來到某個村落,問有沒有人買媳婦。現在作為村民的你,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買,任由這個女性繼續留在人販子處遭受折磨,另一種是像《被解救的薑戈》中的舒爾茨醫生那樣,從奴隸販子手中買下薑戈,讓薑戈跟在自己身邊,暫時脫離被囚禁和折磨的處境。你覺得哪一種行為更具有罪惡感呢?

  

  當然,如果接下來舒爾茨醫生虐待折磨薑戈,那自然有後面的重罪在等著他。但是,就像有人在市場上買下被捕捉的動物後放生,如果買方付出了金錢,從人販子處解救了女性,甚至包含著後續又遵從女性意願給她自由的可能性,無論後續可能性是否做到,至此,在法律上已經完成了一個收買行為,僅就買方與人販子之間的這一交易收買行為本身來評價,他實際上是通過花錢將被拐婦女從被人販子控制和折磨的狀態中,暫時解脫出來(後續如實施重罪會自然會再懲罰)。這種行為本身,難道把它定罪了還不夠,還有必要提高更重的懲罰嗎?

  

  這里特別提醒讀者的是,所謂的交易,不是買方在與那個被強迫的被拐女性之間進行金錢交易,而是買方與人販子之間的交易。被拐女性的被強迫的意志自由,並不是在這個環節上面因交易行為而直接受損害的。

  

  因為她根本不是在「繼續跟隨人販子」與「給買方當媳婦」這兩個選項之間被迫做選擇,而是從一開始被人販子拐賣這個起點上就被強迫了。這也是為什麼對拐賣婦女的行為嚴厲打擊、設置重刑的原因,也是為什麼要區分拐賣行為與收買行為之刑度的意義。

  

  另一方面,毋庸諱言的是,現實生活中,女性自願離開之前生活的更加貧苦的地區,通過人販子(介紹人?)嫁到買方家里的情形,也並不在少數。

  

  近年來有大量東南亞國家女性就以這種方式成為中國媳婦。中國很多農村地區男多女少、難以娶親,生活貧困但是又強於更加貧困的越南、老撾、緬甸等國,於是雙方合意,中間經過人販子(介紹人?)的聯繫,形成了非法的跨國婚姻買賣市場。據媒體報導,在河南的不少農村,一個村莊的媳婦甚至來自於好幾個國家,比如越南、烏克蘭、緬甸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其中尤其以越南的相對較多。

  

  對這種在民事上非法評價的婚姻,在刑法上應當如何評價?這里面存在一個模糊地帶,就是婦女意志在其中的因素。如果認為,拐賣婦女罪是人身犯罪,個人意願是第一位的法益,那麼,在女性自願非強迫的情況下,就會得出排除犯罪的結論。

  

  相反,如果堅持這里的法益,是高於個人意願的某種「人格尊嚴」「人身不能買賣」「女性不能被物化」的觀念,那麼,就會得出無論女性同意與否,都應當禁止人口買賣。

  

  但無論如何,即使從最基本的正義感出發,在女性自願的情況下,總是要與非自願的情形區分開來。刑法第241條第1款設置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相對於一個高刑期的重罪設置來說,就可以為這種爭議和模糊地帶留下低刑期的處理空間,各地自己把握政策也能便於施行。

  

  

  預防刑和經濟分析的角度:剛需利益對重刑激勵遲鈍

  

  桑本謙教授提出,

  

  「既然買了之後更嚴重的犯罪必然發生,或大概率發生,那為什麼不把嚴懲提前?非要等到生米煮成熟飯之後才動真格的嗎?為什麼不把嚴懲安置在一個界限分明的時段,而是非安排等到界限模糊才下狠手?」

  

  首先,如果把重刑提前設置在收買行為階段,難以妥當處理雖少見但也存在的善意收買者。他同樣完成了一個交易的收買行為,後續卻未實施任何重罪,只有在輕刑區間內才有減輕到免罰出罪的可能,如果設成重罪,可能就很難降下來了。

  

  其次,這個說法,與另外一種流行的論調「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本質上是一樣的。它們都是認為,刑罰的威懾一定能在這里面能起到特別大的作用,因此為什麼不從源頭嚴厲打擊,徹底治理呢。

  

  但是客觀上來說,刑法真沒這麼大能力。

  

  「打擊越是嚴厲,潛在的犯罪分子就越害怕,最好設置成死刑,那就天下太平了。」且不說這想法本身就是殺雞儆猴的把人當做工具的思路,就說這種對嚴刑峻法的依賴和迷戀,憤怒一上頭,也全然不管若重刑主義果真如此有效,天底下早就沒有殺人強姦、貪污賄賂了。

  

  刑罰的威懾,從一般預防來說,當然是有一定效果,但確實沒有那麼大的效果。殺人強姦、貪污賄賂都掛著死刑,但是一樣前仆後繼,未見減少。倘若依靠重刑就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那社會治理簡直不要太容易了。

  

  經濟分析的思路,往往會把所有的犯罪人都預設為足夠敏感的理性人,不僅是否構成犯罪,而且是否重刑,也都能顯著地影響到他們的行為選擇。

  

  但是,且不要說具體的個人,就是不同的犯罪類型,對刑罰刺激的敏感度也有很大的差別。因為他在做是否犯罪的選擇時,與眼前的犯罪利益做比較的,不僅是紙面上的刑罰輕重,更重要的是實際被處罰的概率(後面會講到這一點)。當眼前的利益足夠大,或者當被處罰的概率足夠小時,紙面上的刑罰輕重,就沒那麼重要了。

  

  以人販子為例,拐賣行為的起步刑就是5年以上,最高刑到死刑,而且國家政策高壓打擊,各地警方抓人販子都不會手軟,這個威懾夠大了吧,但還是架不住拐賣行為此起彼伏。為什麼呢?是因為有買方的市場利益。

  

  既然如此,有人提出「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這當然有道理,但是,如果想用嚴刑峻法來威懾住買方,進而遏制住買賣和傷害,那又難了。

  

  因為對於買方來說,生活在窮困山區里的各種光棍,買媳婦結婚生子的利益,對他來說可能是必須要做到的剛需,就像在北上廣的大城市里生活者要買房是剛需一樣,房價再高,他也是要買的。

  

  當一個利益足夠大且成為剛需,而被嚴懲的幾率又足夠小的時候,就算把紙面上的刑罰提高到無期徒刑,那也是見效甚微的。

  

  (以上只是一個客觀的刑罰效果的預測分析,不是要在正當性和道德層面把買媳婦與買房子等同。再次提醒一下。)

  

  

  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犯罪黑數與基層執法者的行動邏輯

  

  接下來,再說說為什麼會出現買方「被嚴懲的幾率足夠小」的問題。

  

  這兩天,看到了一份「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司法實況的概要分析——以400份判決書為觀察對象」,文章收集數據很細致,為關心這一議題的人們提供了資料,功莫大焉。文章中有這樣的結論: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強姦罪並罰,以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非法拘禁罪並罰的判決有是有,但是占比例很小,絕大部分案件僅判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刑罰輕緩,為一年左右,從而好像更加順理成章地適用緩刑。

  

  有不少朋友轉PO給我,提出疑問:按照你所說的,收買被拐婦女罪必然包括了強姦罪、傷害罪、非法拘禁罪等後續重罪,但是判決書中並沒有體現出來呀。這是不是說明,不能指望後續的重罪來評價,還是應當提高收買行為的基本刑呢?

  

  問題在於,人們有沒有想過,如果很多份收買被拐婦女罪的判決中,根本沒有判強姦罪、傷害罪和非法拘禁罪的話,那是為什麼呢?

  

  這里先排除掉那些女性始終是自願的,如「越南媳婦村」之類的案例,就是假定,這些判決都是以被強迫被拐賣的女性為被害人的。那為什麼花錢買了媳婦之後,在女性不願意的情況下,沒有出現強姦、拘禁和毆打行為呢?

  

  會出現那麼多尊重女性意願、即使花了錢也絕不強迫女性甚至連對方要走也不阻攔的老實人,因而沒有觸犯到那些重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對這類人,判處三年以下,就如上文所說,那也並不算輕了吧。

  

  可能會有一些。但是,如果大量判決書顯示有這麼多老實人的話,你要問我,我只能說,我是不太相信的。

  

  面對拐賣和收買婦女這種地方性特點極其顯著的犯罪,我不太相信依靠這些紙面上的判決書,就能得到全部的事實真相。當然這里也沒有別的方法,只能是一種猜測。

  

  排除掉女性自願以及老實人花錢之後一個手指頭都不碰對方的案例之外,我猜測也更相信的是,肯定還存在大量的違背女性意願的強姦、毆打和拘禁的情形,但是,當地辦案人員與案發地居民在文化和法律觀念上合為一體,官民相護,即使案發不得不辦,面對各種障礙、約束和顧慮,也是不會判那些重罪的。

  

  假如這個猜測能夠成立,那問題來了,現在刑法第241條各款已經明確規定,有強姦、傷害、拘禁等重罪行為的數罪並罰,事實上也發生了這些犯罪,結果當地辦案機關掩護收買者,就是不認定重罪,那麼,這是立法的問題嗎?

  

  喊著要加重處罰買方的人們,有沒有想過,如果現在修法,把收買行為的基本刑提高到10年以上甚至死刑,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當地辦案機關會怎麼應對?還是同樣的一批辦案人員,腦海中是同樣的辦案觀念和掩護邏輯,面對新法會怎麼處理?

  

  完全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就連最基本的收買行為也不判了,做個治安拘留處理,或者說買方沒有阻礙解救或返回原住地之類的認定,減輕處罰,不了了之。

  

  關鍵的問題,從來不在於紙面上的刑罰設置有多高,而在於案發的概率和實際執法的力度。面對有剛需性的買媳婦的農民,指望與這些人歷史地、文化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區的辦案人員去下狠手從重打擊,那也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因為那些買方原本就是當地熟人社會網路中的一員。因此,即使因為女方親屬來尋或媒體曝光等原因案發,不得不辦理,辦案人員也沒有強烈的正義動機再去認定強姦、拘禁等重罪,最後也就是按照收買行為的輕刑去處理了,而且往往是搞個緩刑。

  

  中國社會只要一出問題,就開始反思立法,這是連小學生都能寫的作文。但是,問題往往不在於立法,不在於紙面上的法律,而在於行動中的法律。

  

  把收買行為在紙面上提升了重刑甚至掛了死刑,滿足的只是公眾義憤感,還可能倒逼出更壞的結果,那就是當地執法者面對一個「居高不下」的起步刑,可能連定罪都不定了,甚至連解救都不解救了,因為立案就意味著把本地人往死里整,結下世仇,可能在當地都混不下去了。

  

  不妨想一想,有買媳婦的愚昧風俗存在之地,同樣生活在當地的辦案人員,他又不要當知識分子和社會良心,他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眾叛親離呢。

  

  在我看來,任何一個宏觀層面的制度設計,包括立法的修改和調整,都要考慮到具體執行層面執法者的行動邏輯,以及由此導致的可能完全背離立法者初衷的結果。如果不考慮這些,那並不是真正地關心被拐婦女,而只是顧著紙面上發泄怒火和表達良知。

  

  與改變基層現實相比,呼籲改變紙面條文,那自然是容易多了。問題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能改變紙面的條文,就能逼出新的行動策略。

  

  就算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跑。再不通曉世事的人,在媒體報導或影視作品中,也能了解到解救工作的困難。現在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實際上是給了當地辦案人員一條能走通的暗路。他既可以解救被拐婦女,也可以拿捏懲罰的尺寸而不必與當地人結下深仇,他才可能有動機去辦案,去做到公眾籲求的社會正義。

  

  但是,以我的可能,如果把收買行為的法定刑提得太高,甚至像拐賣行為那樣掛個死刑,最後只會逼出更多的犯罪黑數,實際上將會有更多的被拐婦女永不得被解救,因為她的被解救,就意味著買方的重判甚至殺頭,那時就一定會有無形的大手罩著這一切,永遠不讓其逃脫,永遠不讓案發的局面出現。

  

  現在,再回來看那些沒有掛上強姦、傷害等重罪的判決書,你還會認為,這是由於收買行為的立法不到位嗎?很可能是,刑期提上去了,最後能在裁判文書網上查到的判例也越來越少了。

  

  然後人們就會歡呼這是立法的勝利,嚇得那些死光混再也不敢買媳婦了。就這樣,我們就在法條和紙面上做到了正義。

  

  但,這真的是我們期待看到的嗎?

  

  可能有人會說,不會有那麼誇張吧。強姦、傷害等行為沒有判,可能是因為不好證明,但是收買行為證明難度小得多,只要把收買行為的刑期提上去了,犯罪分子想逃罪也不那麼容易。

  

  這種想法還是太天真了。當立案定罪的後果特別嚴重時,當地各種力量都會努力避免這一結果發生。買方一口咬定是就是正常娶媳婦,花錢給介紹人,現在介紹人找不到了,全村人都給他出證人證言,只有一個被害婦女的孤證,怎麼認定呢?而且為了避免案發,可能從一開始就會加大對女性的殘害,例如折磨成精神病,甚至搞成啞巴等殘忍案件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當地警方面對這種艱難的證據情況,再加上法定刑提升後,會立志要在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一查到底,把當地的熟人送進去關個10年?說實話,這只能是善良的人們一廂情願和紙上談兵。

  

  

  法律人的立場與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總結一下。

  

  上文第二部分,是從報應刑和教義學的角度,從收買被拐賣婦女罪這一罪的本身的罪質內容出發,我認為它實質上相當於是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重罪的預備犯,在特定犯罪類型中的實行犯化。

  

  就此而言,相對於預備犯普遍不罰的現況,已經是提前和從重的打擊。在行為人沒有實施後續重罪的情況下,對其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大體上還是罪責相當、罰當其罪的。

  

  如果不考慮後續重罪,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玷污人性尊嚴的交易行為,撐不起來這個刑罰,也難以回答那些基於解救意圖而收買者,同樣完成了一個交易的收買行為但為什麼顯然不能處罰的問題。

  

  上文第三部分,是從預防刑和經濟分析的角度,回應「為什麼不將收買行為從一開始就設置為重刑以做到更大威懾」的意見。因為刑罰嚴厲的威懾效果,不是普遍有效地適用於所有犯罪情形的。當買方的利益足夠大且成為剛需,而被嚴懲的幾率又足夠小的時候,就算把紙面上的刑罰提高到無期徒刑,也是見效甚微的。

  

  上文第四部分,是從法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基層執法的現實,特別是在那些具有買賣婦女陋習的熟人社區,當地辦案人員的行動邏輯。我想說明的是,現在的輕刑設置,客觀上也是為辦案人員提供了一個可立案審判也可以應付熟人社會的拿捏空間,由此就為被拐賣的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被解救的機會和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把收買行為提高為重罪的話,那完全可能出現一個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的後果,那就是紙面上的判決少了,但實際上的犯罪黑數越來越大。

  

  最後再說幾句。

  

  本文的討論,首先是站在一個法律人的立場上展開的。一個法律人的思維習慣,可能首先是想,在現行立法框架內,能不能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司法和執法環節,都切實按照法律來的話。

  

  法律人與其他專業人士的一個區別可能在於,除非是法律存在著令人難以忍受的巨大缺陷或漏洞,否則,不會毫無負擔地輕易地提出修法。面對一個正在生效的法律條文,就像面對已經出生的孩子一樣,不可能因為發現了一點問題,就決意扔掉再重新生一個。每個人都有成才的空間,法律也一樣,經過不斷的解釋和適用,會找到自己的生命之路。

  

  因為法律人深知,法治的安定性與頻繁的變法修法之間,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內在衝突和矛盾的。老百姓可以完全不必理會這些,就像在店里挑選衣服一樣,按其心意提出修法的主張,但是法律人不能這樣。

  

  當然,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間,理論和制度都不健全的時候,也出現過每篇本科生論文都在談如何修法的現象。但是發展到今天,至少刑法學科不會再這樣了。

  

  作為一個法律人,也深知自己專業的局限性。世界上的問題,有太多並不是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法律來解決的,尤其是刑法,作為具有最後手段性特徵的部門法,其實是一部打打殺殺的法律。打打殺殺的確能夠嚇唬人,但是作用也是有限的,否則,一部刑法治天下,這個社會早就海晏河清了。

  

  可以理解的是,一遇到令人憤怒的社會問題,公眾七嘴八舌,但最後的主旋律往往是呼籲刑法嚴打。的確,沒有比把令人厭惡和痛恨的對象弄死,更能消除憤怒的管道了。但是刑法不能總是想著挺身而出承擔這個泄憤的功能。因為泄憤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有效的辦法。

  

  拐賣婦女兒童,是人類社會中最醜惡的現象之一。不讚成提高懲罰收買者的刑罰,並不意味著我不痛恨這種行為,只是認為那不是有效的辦法而已。

  

  因為這種犯罪的本質,是愚昧落後的問題,而解決愚昧問題,不能完全甚至不能主要指靠法律。

  

  拐賣者和收買者,不把他人當人對待,首先是由於自身也沒有把自己當一個真正的人。生活的貧窮,教育的落後,無法理解和認識人之為人的意義,所作所為只是旁觀者眼中的震驚和罪惡,但對其自身生活而言,卻成為自然而然。

  

  只要有這樣的人存在,就必須承認有些地方還處在「愚昧落後」的狀態,離最低的文明底線還有距離。對此,只能靠發展和教育去改變,靠嚴刑峻法是不能讓他脫離愚弱的。

  

  在相對富裕的地方,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較為發達的地方,比如北上廣,就很難想像有拐賣收買這種事情,那並不是因為北上廣施行了比偏遠農村更加嚴苛的刑法。即使同樣在農村,受過教育、生活脫離了貧苦線的農村男性,他也同樣有對美好愛情和幸福家庭生活的想像和向往,你就算倒過來,用刑罰逼著讓他去買一個被拐賣的老婆,他可能也未必願意屈從。

  

  徐州豐縣事件報導出來,我們感到特別震驚和憤怒,是因為與自己的生活環境相比,沒想到今天還會有這樣的事情。但是,那些愚昧落後的地方,就活生生地存在著,那些人也是中國的老百姓。不管我們想沒想到,憤不憤怒,那都是當地的一群老百姓的生活常態和習以為常的三觀。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對沒有認識到羞恥者施加重刑,效果和意義都是有限的。民智未開的問題,主要是靠發展和教育來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當然也會積極地發揮作用,但是也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可能指望依靠立法修法就一蹴而就地解決問題。

  

  美國的廢奴運動開始於200年前,但時至今日,恐怕「湯姆叔叔」也未必就完全走出了他的小屋,種族歧視仍然是美國無法回避的社會毒瘤之一。作為一個經濟、文化、教育發展不均衡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口拐賣問題,有著更加複雜和沉重的歷史包袱、文明窪地和觀念障礙,要走出盲山,更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絕非一朝一夕可至。

  

  它不是經由個案引發的輿情憤怒,推動一個立法條文修改,就能有所奏效的問題。果真能如此簡單迅捷,就沒有必要以國家的名義,再發布一個要從2021年持續到2030年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了。

  

  一位生活在高檔寫字樓里面的精致白領,看到辦公室里的角落里有幾個蟑螂,會尖叫震驚,感到文明環境中居然有如此惡心之物,真是不可思議,趕緊叫保潔進來打掃乾淨,並要求公司制定嚴格管理衛生的制度以絕後患。但可惜的是,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理想的「高檔」社會中,也難以用這種方法簡單迅捷地解決問題。

  

  因此,在拐賣婦女兒童的問題上,需要承認這個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現實,以務實的態度,關鍵是持之以恒地努力地一點點地清除它,要做好與這些陋習和罪惡長期共存和堅持鬥爭的心理準備。

  

  

  「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司法案例數據分析報告

  【來源】北大法律信息網、北大法寶

  【聲明】本文由北大法寶編寫,轉載請註明來源。

  

  摘要: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不僅是國家公權力重點整治、打擊的犯罪對象之一,也是學界在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方面關注的熱門。[1]社會公眾對拐賣者深惡痛絕的同時也對買方市場產生了密切關注。一般而言,沒有收買就沒有拐賣,作為拐賣行為的對合行為,收買行為在客觀上助長了拐賣犯罪的發生,不少人呼籲「買賣同罪」。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正式確立拐賣婦女、兒童罪,新增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說明國家對這一類犯罪的打擊力度加大。

  

  2019年3月5日兩會上人大代表張寶艷提出了《關於加重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量刑標準的建議》,建議將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起刑點從「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調至「十年以上至死刑」,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應重於綁架罪。鑒於社會輿論和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關部門有必要及時完善關於此類犯罪量刑標準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

  

  「北大法寶」司法案例編輯組立足「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對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相關的司法案例、核心問題、法律依據進行了梳理及統計分析。同時從發布情況、拐賣對象和刑期刑種三個方面對重大典型案例進行了深入分析,以期為各界人士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對合行為;「買賣」同罪;共同犯罪;居間介紹

  

  一、罪名及刑罰變更沿革

  

  拐賣婦女、兒童罪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罪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規定。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拐賣人口罪,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拐賣人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983年9月2日發布實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針對「拐賣人口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拐賣人口情節特別嚴重的」的情形規定:「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

  

  1991年9月4日發布實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對犯罪分子行為作出特別規定:「將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利用職務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處罰範圍。」

  

  199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從罪名到刑罰做了大幅度修正:第一,確立了拐賣婦女、兒童罪,同時將以出賣為目而實施綁架婦女、兒童的行為歸為綁架罪;第二,新增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不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第三,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第二百四十條規定的「並處1萬元以下罰金」限額罰金制改為「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無限額罰金制。

  

  2015年1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 》將「97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修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這一修改加強了對收買者的懲罰力度,有利於從源頭治理,遏制拐賣類犯罪的發生;同時對於收買婦女和兒童行為的法定刑情節予以區分,突出了對於兒童保護力度的加強,也體現了大陸對於未成人保護的重視。[2]

  

  2019年3月5日全國兩會人大代表提出了《關於加重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量刑標準的建議》,建議將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起刑點從「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調至「十年以上至死刑」,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應重於綁架罪。

  

  

  二、司法案例數據統計分析

  

  針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一方面需要嚴厲打擊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的行為,另一方面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有力支撐。

  

  本報告借助「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中涉及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司法案例總體分布情況以及重大典型案例的發布情況、拐賣對象、刑期刑種三個方面進行數據(數據截至2019年3月27日)分析。

  

  (一)司法案例數據發布情況

  

  立足「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我們通過案由檢索,涉及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司法案例有1.5萬餘例(其中拐賣婦女、兒童罪1.4萬餘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900多例),數量可觀。

  

  本部分從審理年份、審結程序、法院級別、地域分布、文書類型維度,對涉及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刑事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現狀和案件特點進行分析。

  

  1.審理年份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拐賣婦女、兒童罪正式確立,新增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法院在裁判文書中涉及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案件數最早分別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

  

  1998年至2008年,涉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的案件數較少,分別有60例、3例。

  

  2008年至2017年,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的案件數呈上升趨勢,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案件數2016年達到最高,有3016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的案件數2017年達到最高,有229例。

  

  在2013年至2014年間,增長幅度最大,2014年的犯罪數量分別是2013年的5倍、3倍多。從2016年到數據統計截止日期,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的案件數均逐年下降。

  

  

  2.審理程序

  

  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涉及一審、二審、再審、死刑復核、執行和其他審理程序。從已公開的司法案例文書看:

  

  (1)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其他程序比重最大,有4978例,總占比35%;其次是執行案件,有4646例,總占比33%;一審案件有3514例,總占比25%;二審、再審和死刑復核案件的比重最小,分別為983例、11例、3例,總占比之和為7%。

  

  (2)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一審案件比重最大,有607例,總占比65%。其次是二審案件,有139例,總占比15%;其他程序案件有102例,總占比11%。再審和執行的比重最小,分別為1例和84例,總占比之和為9%。

  

  

  3.法院級別

  

  審理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的法院主要集中在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

  

  (1)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最多,有10029例,總占比72%;其次是基層人民法院,有3431例,總占比25%;高級人民法院、專門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較少,分別是223例、204例和9例,總占比之和為3%。

  

  (2)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最多,有603例,總占比65%;其次是中級人民法院,有297例,總占比32%;高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較少,分別是21例和9例,總占比之和為3%。

  

  4.地域分布

  

  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港澳台地區不作統計)均發生過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其中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發生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

  

  (1)河南省、山東省、雲南省、福建省為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多發地,案件數均在1000例以上,河南省的案件數最多,高達2041例,總占比為15%;其次是山東省、雲南省和福建省,分別為1800例、1681例和1107例,總占比分別為13%、12%和8%。四川省、河北省、安徽省、廣東省、江蘇省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在500-1000例。西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北京市及上海市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數較少,均在50例以下,其中西藏自治區最少,僅有6例。

  

  (2)河南省、山東省、安徽省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多發地,案件數均在100例以上,河南省的案件數最多,高達152例,總占比16%;其次是山東省和安徽省,分別為115例、和113例,總占比均為12%。福建省、河北省、浙江省、廣東省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在40-100例。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南省、上海市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數較少,均在10例以下,海南省僅有1例。截止到2019年3月27日,「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中未檢索到北京市、黑龍江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區有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數據。

  

  

  5.文書類型

  

  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涉及判決書、裁定書、決定書和其他文書。

  

  (1)拐賣婦女、兒童案件裁定書最多,有10346例,總占比73%;其次是判決書有3580例,總占比25%;決定書和其他文書數據最少,分別是8例,201例,總占比之和為2%。

  

  (2)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判決書最多,有617例,總占比66%;其次是裁定書有309例,總占比33%;決定書和其他文書最少,均是4例,總占比之和為1%。

  

  

  (二)重大典型案例數據分析

  

  為了加強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案件的研究深度和廣度,本部分我們立足「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選取了典型案例和重要案例,共計72例,進一步從發布情況、拐賣對象、刑期刑種三個方面對此類刑事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情況進行數據分析。

  

  1.發布情況

  

  本次選取的72例重大典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了17例典型案例,占比24%。最早於2011年開始發布關於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的典型案例,發布年份和數量不固定。

  

  2011年、2012年每年各有3例;2015年有10例;2017年有1例。從發布的月份來看,全部集中上半年,分別在2月、3月、5月、6月。

  

  公安部最早於2009年開始發布關於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案件的典型案例,至今共發布了5例,總占比為7%。權威出版物中涉及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司法案例有50例,占比69%,其中人民司法·案例49例,占比68%,其他出版物1例,占比1%。

  

  

  2.拐賣對象

  

  本次選取的72例重大典型案例中,拐賣對象僅為婦女的有22例,占比為31%,涉及中國籍17例,占比23%;國籍不明3例,占比5%;外籍2例,占比3%。拐賣對象僅為兒童的有50例,占比69%。由以上數據可知,拐賣、收買婦女、兒童案件的被害人主要是兒童和中國籍婦女。

  

  

  3.刑期刑種

  

  本次選取的72例重大典型案件中,單人犯罪的有22例,共同犯罪的有50例。

  

  (1)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涉及單人犯罪的刑種包括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免於刑罰和刑罰不明。其中有期徒刑的數據最多,有12例,占比55%。

  

  有期徒刑中涉及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8例,占比36%;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3例,占比14%;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有1例,占比5%。其次是死刑,有5例,占比23%。無期徒刑和刑罰不明的各有2例,占比之和為18%,免於刑罰的數據最少,為1例,占比4%。

  

  

  (2)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涉及共同犯罪的被告達194人,刑種包括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和刑罰不明。被判有期徒刑的被告有142人,占比73%。其中被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66人,占比34%;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有55人,占比28%;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有21人,占比11%。其次,被判死刑的被告有22人,占比11%。被判無期徒刑和刑罰不明的被告人數最少,各有15人,占比之和為16%。

  

  

  由以上數據分析可知,大陸對拐賣和收買婦女、兒童類犯罪的量刑處罰較低,大多數被告人被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案件的重要裁判規則

  

  「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主要有新檢索、結果中檢索、高級檢索及智能檢索等檢索功能,可進行精準、模糊、同篇、同段、同句檢索;並且左側設聚類篩選功能,能夠最大程度的滿足用戶的需求。本報告精選了33例重要案例,並對案件的基本信息、典型意義及要點提示等內容進行了編輯提煉,供大家參考查閱。

  

  (一)典型案例

  

  1.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17例)

  

  【典型意義】當前,在司法機關嚴厲打擊下,採取綁架、搶奪、偷盜、拐騙等手段控制兒童後進行販賣的案件明顯下降。對於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大陸司法機關歷來堅持從嚴懲治的方針。其中,偷盜、強搶、拐騙兒童予以出賣,造成許多家庭骨肉分離,對被拐兒童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精神傷害與痛苦,在社會上易引發恐慌情緒,危害極大,更是從嚴懲治的重點。

  

  (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發布時間:2011-03-24)

  案例標題

  關鍵詞

  要點提示

  邵長勝拐賣婦女案【CLI.C.367778

  拐騙;非法占有;數罪並罰

  被告人夥同他人以出賣為目的拐騙婦女,其行為已構成拐賣婦女罪;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採用暴力手段劫取被拐賣婦女的財物,其行為又構成搶劫罪,依法應數罪並罰。

  肖遠德、肖遠富等拐賣兒童案【CLI.C.367779

  偷盜幼兒;販賣;共同犯罪

  多個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共同偷盜幼兒進行販賣,其行為均構成拐賣兒童罪。

  蔡順光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案

  【CLI.C.367781

  收買;阻礙解救;刑事責任

  被告人明知被害人是被拐賣的婦女而予以收買,並用轉移被害人的方法阻礙解救,其行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拐賣兒童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發布時間:2012-05-30)

  案例標題

  關鍵詞

  要點提示

  李鳳英等拐賣兒童案【CLI.C.2875007

  收買;嬰幼兒;轉手販賣

  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販賣兒童,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

  武亞軍、關倩倩拐賣兒童案

  【CLI.C.1333018

  撫養;巨額財產;親生子女

  在不了解對方基本條件的情況下,不考慮對方是否有撫養目的及有無撫養能力等事實,為收取明顯不屬於營養費的巨額錢財,將孩子送給他人,可以認定屬於出賣親生子女,應當以拐賣兒童罪論處。

  彭成坤、孟凡俊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案【CLI.C.2875008

  摧殘虐待;阻礙解救;從輕處罰

  被告人收買被拐賣的兒童,其行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鑒於被告人對所收買的兒童沒有摧殘、虐待,公安機關解救時亦未進行阻礙,故可酌情從輕處罰。

  

  (3)最高人民法院發布98例未成年人審判工作典型案例(發布時間:2015-02-12)

  案例標題

  關鍵詞

  要點提示

  劉某強迫賣淫及收買被拐賣婦女案【CLI.C.61467892

  強迫賣淫;收買;數罪並罰

  被告人採用脅迫還錢等手段多次強迫婦女賣淫,並收買被拐賣的婦女且迫使其賣淫,其行為分別構成強迫賣淫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應數罪並罰。

  孫同山、張祖斌等18名被告人拐賣兒童案

  【CLI.C.61752719

  夥同他人;強搶販賣;居間介紹

  行為人夥同其他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強搶兒童販賣或居間介紹兒童販賣,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

  

  (4)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典型案例(發布時間:2015-02-27)

  案例標題

  關鍵詞

  要點提示

  藍樹山拐賣婦女、兒童案【CLI.C.4247261

  非法利益;坦白認罪;社會危害性

  被告人為牟取非法利益,拐賣婦女、兒童,其行為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雖然歸案後坦白認罪,但其拐賣婦女、兒童人數多,時間長,主觀惡性極深,社會危害極大,情節特別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

  馬守慶拐賣兒童案

  【CLI.C.4247262

  出賣;犯罪情節;主犯

  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拐賣兒童,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被告人參與拐賣兒童37人,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且系主犯,應依法懲處。

  孫同山拐賣兒童案

  【CLI.C.4247263

  居間介紹;立功;從輕處罰

  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居間介紹販賣兒童7人,強搶兒童並販賣7人,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歸案後主動供述了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罪行,並有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的立功表現,可予以從輕處罰。

  邢小強拐賣兒童案

  【CLI.C.4247264

  非法獲利;居間介紹;主犯

  被告人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兒子,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

  王寧寧拐賣兒童案

  【CLI.C.4247265

  收養;拐騙嬰兒;非法盈利

  被告人以收養為名,將從親生父母處騙來的嬰兒出賣,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

  楊恩光、李文建等拐賣婦女案

  【CLI.C.4247266

  暴力脅迫;共同犯罪;累犯;從重處罰

  行為人採用暴力、脅迫的方式綁架婦女後出賣,其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應依法懲處。

  李俠拐賣兒童、孫澤偉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案

  【CLI.C.4247271

  偷盜幼兒;po文送養;拐賣

  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幼兒,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兒童,其行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

  王爾民收買被拐賣的婦女、非法拘禁、強姦案

  【CLI.C.4247273

  非法限制;精神疾病;非法拘禁

  被告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後非法限制其自由,明知該婦女患有精神病,還多次與其發生性關係,其行為分別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非法拘禁罪和強姦罪,應依法並罰。

  

  (5)最高人民法院發布6起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發布時間:2017-06-01)

  案例標題

  關鍵詞

  要點提示

  被告人餘鎮、高敏拐賣兒童、被告人黃思美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案

  【CLI.C.9633718

  非法獲利;居間介紹;共同犯罪;從輕處罰

  被告人餘鎮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被告人高敏居間介紹,二被告人的行為均構成拐賣兒童罪。被告人黃思美對被拐賣的兒童予以收買,其行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

  

  2.公安部發布的典型案例(5例)

  

  【典型意義】自2009年4月9日全國「打拐」專項行動開展以來,按照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集中警力、多策並舉,向拐賣犯罪發起凌厲攻勢。為適應「互聯網+打拐」的時代要求,2016年5月以來,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一期、二期、三期先後上線運行,形成了警民攜手、警企合作、警媒合作共同防范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的良性互動。

  

  公安部公布全國打拐專項行動典型案例 (發布時間:2009-05-08)

  案例名稱

  要點提示

  江蘇豐縣公安局破獲兩起拐賣兒童案

  【CLI.C.60477086

  多地警方協助解救被拐兒童。

  山東菏澤市、濱州市公安局破獲兩起拐賣兒童案

  【CLI.C.60477776

  警方通過群眾舉報和互聯網論壇貼文的方式,警民攜手、警媒合作,解救被拐兒童。

  廣東東莞公安機關迅速偵破「2009·4·23」拐賣兒童案

  【CLI.C.60478737

  因個人債務問題,多次踩點拐賣販賣兒童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

  廣東河源公安機關打掉一拐賣犯罪案

  【CLI.C.60479402

  警民攜手解救被拐賣兒童。

  河南信陽市破獲母子被拐案

  【CLI.C.60484203

  通過被害人家屬求助,警方偵查解救被拐婦女和兒童。

  

  (二)重要案例

  

  1.參閱案例

  案例名稱

  關鍵詞

  要點提示

  惠軍虎等拐賣兒童案

  【CLI.C.3245119

  親生子女;盈利目的;主觀故意

  父母出賣親生子女的犯罪行為,客觀上同時存在收取一定數額金錢和拒絕撫養的雙重行為,但在犯罪行為性質的認定上,關鍵要通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判斷其犯罪的主要目的在於出賣還是拒絕承擔撫養義務,而非其是否具有營利目的或者非法獲利目的主觀故意。

  

  2.典型案例

  案例名稱

  關鍵詞

  要點提示

  付紹貴等拐賣兒童案

  【CLI.C.8272859

  取保候審;如實供述;自首

  對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潛逃,後又投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的行為,從自首的實質要件及立法宗旨考量,並遵循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應當認定自首。

  董小勇拐賣兒童案

  【CLI.C.11503931

  親生子女;減輕處罰;法定刑

  出賣親生子女,符合拐賣兒童罪法定構成要件的,應依照拐賣兒童罪定罪處罰。出賣親生子女者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時,根據案件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蔡明占、楊秀花拐賣兒童案——民間送養與構成拐賣兒童罪、遺棄罪的界定

  【CLI.C.8650534

  非法獲利;共同犯罪;從輕處罰

  將自己的孩子出賣給他人撫養,並收取對方巨額錢財的行為符合拐賣兒童罪的法定構成要件,構成拐賣兒童罪。

  王獻光等拐賣兒童案

  【CLI.C.2113184

  

  共同犯罪;居間介紹;從重處罰

  在網路環境下,以出賣為目的發布送養親生子女的信息及明知是出賣兒童而居間介紹的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

  孫崇樹等拐賣婦女案

  【CLI.C.45833

  

  共同犯罪;主犯;從輕處罰

  以出賣為目的,拐賣多名婦女且分工合作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的共同犯罪,需確認在犯罪過程中所起主要作用量刑處罰。

  李宗華拐賣兒童案

  【CLI.C.820244

  獲利目的;偷盜嬰兒;依法懲處

  以獲利為目的,偷盜嬰兒,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應依法懲處。

  楊勝勇故意傷害、拐賣兒童案

  【CLI.C.733

  暴力綁架;情節惡劣;牟取非法利益

  以出賣兒童牟利為目的,使用暴力綁架兒童將他人打傷致死的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且犯罪情節惡劣,後果嚴重,社會危害極大,應依法嚴懲。

  阮氏定、鄭豐榮、阮氏水、農氏菊拐賣婦女、兒童案

  【CLI.C.6364

  收買販賣;共同犯罪;主犯;立功;從輕處罰

  以出賣為目的,收買、販賣、中轉婦女、兒童,其行為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在拐賣婦女、兒童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有立功情節的可減輕從輕處罰。

  楊定等拐賣兒童案

  【CLI.C.6740

  非法利益;共同犯罪;積極退贓

  以獲取非法利益為目的,拐賣兒童,其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系從犯,且能積極退贓,認罪態度好,應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

  梁文順等人拐賣婦女案

  【CLI.C.6658

  假釋期;共同犯罪;主犯

  以出賣為目的,大肆進行拐騙,出賣婦女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行為人曾因拐賣人口罪,二次被判處刑罰,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繼續進行拐賣婦女犯罪活動,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應予嚴懲。

  

  四、結 語

  

  通過對「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中涉及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刑事案件的調研發現,此類刑事案件數量近年來總體呈下降趨勢。研究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案例特徵、裁判規則有助於快速分析此類案件在審判、量刑、定罪處罰等方面的特點。但是,針對此類犯罪學界中仍存在眾多疑問,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罪與非罪的界定。由於缺乏強制解救被害兒童的法律依據及可供執行的實施細則,攜帶兒童進行沿街乞討的行為無法從其行為直接認定是否違法,在罪與非罪之間存在界定的難題。公安機關和社會救助部門想要強制解救乞討兒童缺乏法律依據。

  

  第二,保護對象的範圍過窄。大陸現有刑法規定拐賣、收買犯罪的對象限定為婦女、兒童,未將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男性青少年納為保護的對象。這一規定顯然有違平等保護原則,與立法要求不符。實踐中,男性青少年法益受到侵害卻無明文規定而無法處罰的現象時有發生,即使拐賣婦女、兒童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案件被害主體多為婦女和兒童,也不應忽視對男性青少年的保護。

  

  第三,量刑標準是否提高至死刑及買賣是否同罪。學者張遠煌認為「總則規定‘罪行極其嚴重’這一死刑適用總標準,立法意義在於:為死刑罪名的設立確定一個範圍,即確定哪些類型的犯罪可以適用死刑。然而,這種設立只能以不同類別的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性質的不同為劃分依據,總標準本身並沒有這種區分功能。」[3]

  

  【註釋】

  

  本報告對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刑事案件的研究範圍為「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中按「案由」檢索的數據,數據截止時間為2019年3月27日。

  [1]田甜 :《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立法完善研究》[D],山東大學,2017年。

  [2]牟雪巖 :《論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D],鄭州大學法學院,2018 年。

  [3]張遠煌:《大陸死刑適用標準的缺陷及其彌補方法》,載《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

  

  來源:刑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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