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攀: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韓國攀: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韓國磐(1920—2003),字漱石,號蘧庵,齋號老榕書屋,是當代中國魏晉隋唐史學科和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史(經濟史)國家重點學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學術帶頭人,為中國古代史教學和研究作出了傑出貢獻。韓國磐撰著的《隋唐五代史綱》和《魏晉南北朝史綱》,作為全國高校教材廣泛使用,分別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和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北朝經濟試探》和《南朝經濟試探》開辟了新的斷代經濟史研究系列;《隋唐的均田制度》是國內第一部均田制研究專著。韓國磐生前為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古代史博士生導師,我國第一位經濟史專題的經濟學博士後導師。曾任福建省第四屆政協常委、主席團成員;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參與創建中國唐史學會,擔任創會顧問並擔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創會顧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創會顧問、福建省歷史學會會長、福建省詩詞學會顧問等學術兼職。在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創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期刊,擔任學術顧問。韓國磐於1960年創建了新中國高校第一個中國經濟史研究機構,1991年成為我國高校中第一位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者,1989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曾應邀赴日本唐史研究會、明治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韓國慶北大學、忠南大學、忠北大學、朝鮮大學、高麗大學,香港大學等多所高校講學,被聘為日本明治大學客座教授。韓國攀(1920-2003),原名舒氏、密安、翟氏老容書屋,是當代中國魏晉隋唐史學科和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史(經濟史)國家重點學科的主要創始人和學術帶頭人,為我國古代史教學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韓國攀主編的《隋唐五代史大綱》和《魏晉南北朝史大綱》被全國各高校廣泛用作教材,分別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和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北朝經濟勘探和南朝經濟勘探開辟了經濟史斷代研究的新系列;《隋唐均田制》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均田制的專著。韓國攀曾任廈門大學高級文科教授,中國古代史博士生導師,中國第一位經濟學博士後導師。曾任福建省第四屆CPPCC常委、主席團成員;NLD中央教育委員會成員;第五屆CPPCC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參與創辦中國唐史學會,擔任創辦顧問,曾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創辦顧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創辦顧問、福建省史學會會長、福建省詩歌學會顧問。在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創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雜誌,並任學術顧問。1960年,韓國攀在新中國大學創辦了第一個中國經濟史研究所。1991年,他成為第一位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者。1989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他曾應邀在唐史研究所、明治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慶北大學、忠南大學、高麗大學、高麗大學、香港大學等韓國高校講學,並被日本明治大學聘為客座教授。

韓國攀先生是當代中國魏晉隋唐史學科和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史(經濟史)國家重點學科的主要創建者和學術帶頭人,第一個經濟史課題的經濟學博士後導師。他出生在江蘇如皋,家境貧寒。他從小勤奮好學,特別喜歡中國的古典文化。他通曉詩詞書籍,讀遍了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全部史籍,通讀了二十四史。他在詩歌上下功夫,成了一生的愛好。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因為家鄉淪陷,他到福建長汀的廈大,與中共地下黨頭子熊(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交了許多朋友。他開始接觸馬克思的著作,努力學習,注意掌握觀察和分析歷史的方法。由於成績突出,韓國攀被他的老師葉青教授推薦為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此後,他一直潛心研究,最終成為一名歷史學家。

當代經濟史的奠基人之一。

建國後,韓國攀廣泛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資本論》,並撰寫了大量讀書筆記,深受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的影響。他反思了以往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過於關注上層階級的政治史,尤其是帝王將相的活動,成為一種單純的現象史的論述。很難揭示中國古代社會演變的內在動力。有鑒於此,他致力於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它所規定的國家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管理制度等上層建築,探索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試圖揭示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深刻內因。1954年,韓國攀發表了《生產關係必須符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在中國封建經濟史研究中的重要指導作用》(廈門大學學報1954年第2期),從理論上闡述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視角和方法,以及開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思路。

如何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韓國攀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春秋戰國時期土地制度變遷、南朝封建國有土地制度以及從均田制向莊園經濟轉變等方面的論文。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最根本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在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下,國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謂的私人土地所有權從屬於國家土地所有權,是有限的和不完全的。所以中國在古代屬於土地國有社會,與之相匹配的是高度集權的王朝制度。難怪中國古代歷次重大農民起義都把矛頭指向專制王朝,導致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農民試圖通過戰爭來調整生產關係。但是,只要國有土地制度的性質沒有改變,王朝制度就不會改變,土地兼並和農民戰爭就會此起彼伏。這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古代社會周期性動蕩的原因。

韓國攀: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同時,韓國磐著手對南北朝隋唐時代的經濟形態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1957年出版了《隋唐的均田制度》,1958年出版了《北朝經濟試探》,1963年出版了《南朝經濟試探》,這三部著作奠定了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研究的基礎。《隋唐的均田制度》是第一部理論指導下對國有性質的均田制度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論述了均田制產生的時代與社會原因、均田思想的社會根源、實施的過程、存在的形態及其內在矛盾與崩潰過程。後兩部著作則是對南北朝社會經濟形態的實證性研究,包括社會階層、土地形態、戶口賦役手工業與商業乃至當時頗具分量的寺院經濟。這兩部專著運用社會階層的分析方法,突破以往將社會劃分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或者地主與農民這種大而籠統的概觀,指出社會階層的錯綜複雜性及其各自的利益訴求,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各個社會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及其歷史作用,在此基礎上展開社會經濟表現形態的論述。與此同時,韓國攀著手對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經濟形態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1957年出版《隋唐均田制》,1958年出版《北朝經濟探索》,1963年出版《南朝經濟探索》。這三部書為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隋唐均田制》是第一部在理論指導下系統研究國有均田制的著作。論述了均田制產生的時代和社會原因、均田制思想的社會根源、實施過程、存在形式、內部矛盾和瓦解過程。後兩部作品是對南北朝社會經濟形態的實證研究,包括社會階層、土地形態、戶口、手工業和商業,甚至當時相當顯著的寺廟經濟。這兩部專著運用社會階級的分析方法,突破了將社會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地主和農民的一般概述,指出了社會階級的錯綜複雜及其各自的利益訴求,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了各個社會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歷史作用,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其社會經濟表現形式。

這三部著作之所以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首先,關鍵在於揭示了社會經濟現象背後的決定性因素。追根溯源,制度形成的社會根源、社會階層的存在決定社會經濟形態等根本問題。都清晰地呈現出來,把對經濟現象的平面描述引導到對經濟演變根源的立體分析,試圖對社會經濟形態做出根本性的解釋。其次,承認中國古代經濟並不是完全獨立的,從根本上說,受社會和政治影響很大。因此,純粹的經濟史是不存在的,只能從經濟與社會、經濟與政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互動關係中去把握,所以稱之為「社會經濟史」。無論這三部著作的具體研究成果有多大,其研究視角和方法都為後續研究者開辟了新的路徑,從而區別於以往的經濟史研究,獨樹一幟,推動了中國古代史研究從側重政治史向側重社會形態、基本制度和經濟生態的轉變。受此影響,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均田制研究蔚然成風,論文數千篇;社會階級、土地制度、金融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經常出版。日韓學術界也相互呼應,形成了國際性的學術對話。

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成了韓國攀的畢生事業,他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986年主編《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也可以看到。

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是在三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推進的。20世紀30年代,陶希聖等一批學者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研究,頗有影響,但被時局的劇變打斷。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學界產生了胡繼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和傅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歷史學家從歷史的角度提供系統的實證研究,如全漢生、萬等學者的研究。1949年以後,中國史學界全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以此為基礎對古代經濟進行了分析,產生了李建農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草案》、何昌群的《漢唐間封建土地國家所有制與均田制》、唐的《3-6世紀江南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著作。三方的會面是一個壯觀的景象。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終於誕生了。韓國攀以經濟史為題入選中國第一位經濟學博士後導師。1982年與傅以齡教授共同創辦學術刊物《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影響很大,推動了國內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高潮。從1986年到1995年,中國大陸出版了近2萬種經濟史研究著作,相當於1900年到1985年出版的總量。

在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韓國磐不僅關注國家經濟制度和政策,而且非常重視勞力者生動真實的存在。《唐天寶農民生活一瞥》就是一個例子。歷史越微觀,就越受史料留存的制約。總的來說,用微觀的方法研究漢唐歷史是很困難的。因此,第一手基層社會史料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韓國攀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的歷史研究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新史料的應用。敦煌藏經洞的經書被揭開,號稱是20世紀初的史料大發現,但大部分都流失海外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61年編輯出版的敦煌資料是中國學者能看到和使用的最早的資料,一書難求。幸運的是,韓國攀出色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時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侯外廬的注意。1954年,他寫信給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教授,討論聘請韓國攀為歷史研究所的專職研究員。王亞南也是一位非常重視人才並婉言拒絕的校長。經過反復磋商,韓國攀終於在1957年走馬上任,做了兼職。因為這個便利條件,韓國攀第一次得以購買敦煌資料,並立即著手研究,通過基層村落文獻分析農民生活狀況。隋唐均田制大量運用敦煌文獻闡明均田制的做到形式。它是第一部將史籍與出土文獻相比較的均田制專著,為均田制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後,敦煌吐魯番文獻在一系列著作中被廣泛使用,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晚年,韓國攀將自己關於南北朝隋唐社會經濟史的論述整理成《唐代社會經濟問題》和《南北朝簡史》兩部學術專著出版。

在韓國攀的帶領下,廈門大學鍛造了一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和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學術團隊。在他指導的第一批研究生中,李伯忠教授研究唐代江南經濟,楊繼平教授研究敦煌吐魯番文書,他的前助理教授鄭延伸到五代區域經濟史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因此,廈大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構成三足鼎立,成為中國學術重鎮。

開創魏晉隋唐史的新時代

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重構中國古代史理論並進行深入研究,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一項重要工作。韓國攀敢為人先。他在廈門大學講授馬克思的理論課,加強理論學習,嘗試將其應用於中世紀社會史研究,撰寫了《隋唐五代階級分析》、《科舉制度與梳妝戶》、《隋唐五代生產力發展》等一系列論文。《五代華南的經濟發展與界限》分析了隋唐五代的社會階層和經濟形態,首次提出晚唐出現了衣冠戶和形勢戶,指出宋代的官戶和形勢戶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在制度史研究方面,出版了《均田制與唐代任勇調》一書,首次提出任勇調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稅役制度。這項研究非常重要。由此可以確定,自北魏實行均田制至中唐,均田制即國有土地制度是北魏隋唐的立國之本,構成了王朝稅收的主要來源。同時,它也是其他軍事和政治制度的基礎。當時學術界有一場關於均田制和租佃調節制是否構成制度支撐體系的爭論。當我們孤立地看待這些系統時,它們就像一盤散沙。而北魏、北齊、北周、隋唐時期均田制的延續,如果不是最適合當時社會的,也沒有理由被不同朝代無異議地繼承。所以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以來的根本制度,其他軍政制度都以此為基礎。此外,每個時期引入的支持系統促進了國家社會的演變。如均田制和租佃調節制的結合,促進了北魏拓跋族從遊牧群體向農耕定居社會的轉變。北周在均田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政軍體制,構建了農戰一體的軍政形態。因此,在制度史的研究中,要注意各種制度之間的相關性,確定主次重要性,梳理國家制度體系。經過學術討論,地租、地租調節制度是均田制的配套制度這一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基本共識。如果時間繼續向後延伸,那麼唐朝「安史之亂」後國家和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也可以從制度和經濟形態上呈現出來。韓國攀撰寫了《從均田制到莊園經濟的變遷》,考察了均田制崩潰後,私人大土地占有的莊園制度的演變過程,揭示了從唐代上半期開始,以國有土地為基礎的私人大土地制度在後半期發生的巨大變化,從而導致了王朝性質的變化。這種轉變的意義並不局限於唐朝,而是放大到整個中國古代史,可能是前期和後期的分水嶺。

隨著這種變化,王朝的統治形式也大不相同。唐朝上半葉,王朝全面控制生產資料,實行強有力的統一統治。唐朝後半期,王朝未能及時調整,導致機構紊亂,專事特事,產生了許多派遣性質的「使者」,使國家管理體系支離破碎。一方面,皇帝派出的使者集中了權力,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又各自為政,相互矛盾,導致國家整體管理效率大幅下降。中國古代王朝的統治總是深深地卷入這種惡性循環之中,而且到了後期越來越嚴重。任意集權必然導致權力和利益的爭奪,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唐以後形成的宦官、親信、藩屬割據三大問題應運而生。

宦官代表朝廷的中央集權,親信代表不同的特權利益集團,藩鎮代表地方勢力。隨著權力結構的固化,社會下層向上爬的管道有兩種:正常和非正常。後一種管道往往來自社會最底層,貧窮使其難以自立,於是讓青年男子潔身自好,充當宦官,給他們造成極大的身心創傷,仇視社會,毫無底線地背叛自己去依附皇權,一旦得勢,對權力和財富極度貪婪。韓國攀長期關注唐代宦官,著有《唐代宦官》一書,並進行了全面論述。至於正常管道,最常見的就是讀書人通過科舉求仕,攀上精英。但是官場的升遷更多的是依靠有權勢的人的支持,從而形成政治幫派。這些幫派背後是各種利益集團的政治訴求。韓國攀發表了《唐代科舉制度與陰謀之爭》,指出科舉制度在擴大統治階級和為王朝提供穩定的官員來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闡述了不同社會階層對科舉制度的態度,從而引發了《貧賤布衣》中士紳與朋黨的論爭。在地方上,「安史之亂」導致了地方藩鎮割據。這些藩鎮,尤其是河北三鎮,對晚唐五代政權的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的長期存在有深刻的地方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影響。《唐末五代藩鎮的分離》和《微博鎮對唐末五代政權演變影響的社會經濟分析》兩篇論文做了深入的分析。河北三鎮是影響中晚唐政治的關鍵因素之一。以往的研究認為支持他們獨立的重要原因是河北的胡華。當然,對於什麼是「胡華」,是否存在如此嚴重的胡華,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當地的風俗習慣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這種民俗習慣是由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所規定的。因此,社會經濟分析清楚地抓住了各種關鍵點,體現了韓國攀一貫的社會經濟歷史觀,即運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的理論來研究歷史,因此可以具有穿透性、獨創性和創造性。

中國法律史的歷史建構

經濟對上層建築的影響強烈地體現在法律的規定中。從古至今,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通過政治宣言,規定政權的性質、制度、程序、刑事和民事規則等等,使自己的政治意志以法律的形式為世人所知。劉邦一進關中,立即與秦人訂立盟約,獲得廣泛支持,可見立法的重要性。隋唐時期非常重視立法,唐律體現了中國古代高超的立法水平,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座豐碑。沒有對法律與政治關係的深刻理解,就無法全面把握政治史。基於這種認識,韓國攀從研究中古史開始,就開始了對古代法制史的探索。1956年,他發表了第一部著作《論隋朝的法律》。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西漢、西晉、隋唐是非常重要的。隋朝雖然短暫,但在立法方面成就很大。《開皇法》總結了西漢以來法制建設的成就和控制混亂盛衰的經驗教訓,開辟了立法的新格局。其立法思想被唐朝繼承,誕生了《唐律簡論》,堪稱典範。唐朝的法律制度貫徹於國家管理的各個方面,包括制定法律的成文法,以及規定法令、程序和細則的令、格、事。這些法律的條文龐大而詳細,卻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變得陳舊。從20世紀開始,日本學者開始根據日本法令恢復唐朝。敦煌文獻發現後,韓國磐還致力於文獻資料的編纂,出版了《傳世文獻所見唐風集》等相關成果。命令、規則、表格的整理、還原和研究,對從法制角度考察政府運作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中國古代朝代,立法行政的傳統源遠流長。法律制度的演變反映了政治社會的變化,追溯其演變的意義不言而喻。正因為如此,韓國磐一直把法制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長期堅持不懈地發表研究成果,1993年系統地整理舊文和補充新文,並收集出版了專著《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著眼於中國古代法律的演變規律,在唐以前有詳細論述,但稍晚一些。唐律是中國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其他朝代也一直沿襲。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才能審視其本質。該書通過嚴謹的考證,理清了從古代到唐代法律制度演變的幾個關鍵時期和問題。至此,韓國攀完成了他的法制史研究的學術框架。國內的法律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來自於法學領域的學者,他們側重於從法學的角度來闡述法律制度的演變。韓國攀的法制史著作是史家寫的,注重歷史觀察,研究國家運行中的法律形式。歷史學家和法學家從不同角度進行的研究相輔相成,構成了一部多視角、立體而深入的中國法制史。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系統解讀

20世紀50年代,全國高校普遍缺乏系統的教材。韓國攀主動承擔了編寫《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講義》的重任,於1953年完成,填補了高校新史學理論中中國古代史教材的空空白。這兩本教材在廈門大學歷史系使用,作為交換教材被多所大學採用,反響熱烈。在此基礎上,韓國攀正式撰寫了《隋唐五代史大綱》,1961年由三聯書店正式出版,受到好評。這是我國出版最早的新教材,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突破。該書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互動關係為主線,在論述政治的過程中揭示了背後的經濟內因。比如中晚唐的政治衰落是有目共睹的,但書中進一步揭示了唐朝建立以來,人口中的勞力生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消長。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勞力生產者從總人口的2/3減少到不足1/3,這就決定了王朝衰落的不可逆轉的趨勢。再比如,「安史之亂」造成了北方社會的衰落,但卻促進了南方的發展,成為支撐唐朝政權的重要原因。這些精彩的分析讓人耳目一新。

1975年,《隋唐五代史大綱》修訂時,韓國攀患食道癌,被查出已是晚期。被送到醫院治療時,他反復對親屬和校監說,如果治不好,就要求放棄治療,用最後一口氣完成稿子,讓周圍的人都很感動。國內頂級胸科專家李文仁教授親自主刀,確保術後恢復。也許是韓國攀的毅力感動了上帝,手術極其成功。他真的痊愈了。而韓國攀是在胸腹大切口的劇痛下,一邊化療一邊修改稿子的。廈門大學安排他住在鼓浪嶼幹部療養院,由韓生陪同,用了半年時間完成修改,於1977年出版。此後,《隋唐五代史大綱》經過多次修改,第一版再版。成為改革開放初期高校廣泛使用的教材,並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此後,韓國攀繼續撰寫《魏晉南北朝史大綱》,梳理線索眾多、時局複雜的魏晉南北朝史,將階級關係、民族矛盾、人口大規模遷徙等問題有機地整合起來加以論述,揭示了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比如東晉的勢力最弱,但持續的時間最長。究其原因,是南北方士紳與當地土著之間派系林立,東晉統治者善於安撫和利用彼此,達到動態平衡。有一段時間,北方雄關被弱小的北周所滅。究其原因,在於民族矛盾和派系鬥爭,統治者的不當控制使他們產生了偏見,導致政治失序,道德異化。韓國攀還整理了一些論文,被收入《隋唐五代史集》;編撰《南北朝經濟簡史》,獲國家教委高等教育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優秀獎;主編《中國通史》,獲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獎。這些作品是他用學術悟性寫下的人生篇章,影響深遠。

韓國攀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對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和中國古代法制史三個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

(作者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魏晉南北朝歷史學會副會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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