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5.16通知」出台,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此後是十年漫長的浩劫。


以下分別收錄兩位法國攝影師,還有多位中國攝影師的作品。


第一位是Solange Brand,她的作品是關於中國文革的重要紀錄,非常出名,2015年集結出書名為「中國的記憶1966」,文末附上澎湃新聞於2015年對Solange Brand的專訪。


第二位是Bruno Barbey,他在中國只待了兩個星期,但他跟隨的是當時的法國總統。


第三部分是多位中國攝影師的作品。

以下是法國女攝影師Solange Brand的作品。


當年她還不滿20歲就被派到了中國,在1965-1968年間擔任法國駐中國大使館秘書。


索朗日當年拍攝的這些圖片已經集結成書《中國記憶,1966》。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1日出版,網路售價人民幣64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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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回法國之後,成為一名記者。目前她往返居住在巴黎和斯德哥爾摩之間。


文末附上2015年澎湃新聞對如今健在的Solange Brand所做的專訪。

以下是Solange Brand部分作品,由微信公眾號米拍(mepaime)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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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天津去往北京的路上,紅衛兵的“長征”隊伍。

索朗日當時作為工作人員,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了一系列那段特殊年代裡的瞬間,持槍跳舞的姑娘、身背領袖照片的年輕人、縫補衣服的小攤、一張張大字報. .....這些民間景象少有政治表述,但卻清晰地傳達了那段特殊歷史環境里中國人獨有的困境。

那曾經也是一個彩色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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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前夜的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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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前夜,大柵欄商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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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參加國慶盛大遊行的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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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高舉紅旗的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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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在路邊集合併等待盛大遊行慶典的民眾與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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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高舉紅旗的學生隊伍,隊伍行列的邊緣由解放軍護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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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天安門廣場前的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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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參加國慶盛大遊行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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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日,來自外省的紅衛兵。這一天大概有200萬人參加了遊行。大家都穿著卡奇布衣褲,隊伍一片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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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在路邊集合併等待盛大遊行慶典的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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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國慶,拍攝地點為天安門前的觀禮台上。被攝者的神態和情緒非常昂揚,或許也正在被另一相機拍照。從所在位置和裝束判,可能是當時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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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裡還是在長安街邊等待著遊行出發的人群,看街邊的建築,有可能是東單一帶路北。鏡頭注意的是這張大幅宣傳畫。當年大幅宣傳畫的繪製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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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片說明老北京飯店的房間是拍攝天安門廣場重大政治活動最有利的位置之一。它說明1966年國慶遊行不但按慣例邀請了各國駐外使節觀禮,而且使節及其隨員們可以同時在北京飯店租用房間,而且房間是特意朝向廣場以便於觀察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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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聚集在北京火車站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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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路上騎自行車的女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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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士兵參加五一勞動節慶祝。圖中正在進行的演出是是腰鼓,而且是技巧性的跳步躍起從胯下擊打中的一個瞬間。“當時我們小學三年級,事先排練了幾週,“跳皮筋”。然後那天到景山公園,原來說是準備為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表演,結果正午前有一場雨,把大家的衣裳都淋濕了。後來就說外賓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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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娃娃舞”是北方民間娛樂中一個十分普及而且源遠流長的舞蹈形式,史載在南宋時已有“上元佳節,裝演大頭和尚”的記載。這一組照片拍攝於1966年五一,是在當日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的遊園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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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京劇《紅燈記》是文革中“八個樣板戲”中的重要劇目,它1965年上演後歷久不衰。這是1966年五一遊園中的全臺本帶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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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雞毛撣子、毛筆、土紙、安全帽、農具、竹簍、水桶、打醬油用的漏斗......它們之於生產生活方式、質量的記錄。隨處可見的標語,主席像、毛主席語錄,也是那個時代的政治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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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索朗日去了一趟大同。從影像中人們的裝束看時間應該在春季,當時文革狂潮尚未興起,畫面中的人沒有一個佩戴毛像章的,另外畫面上的標語是“發揚共產主義風格”,這是1962年困難時期以後進入三年調整時期的標準口號,到了文革興起,就應該是其他更帶“崇拜”語境的標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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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看某個活動的人群場外,老人帶著孫女,畫面信息很豐富:街道拐角的牆上貼著“大同市曲藝館”的演出海報,看得清的節目有“快書”“魔術雜技”,票價“一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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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國慶節,街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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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街邊的行人與歇業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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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北京東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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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北京,街邊的人,大字報,毛澤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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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北京。佛寺石碑上的標語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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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上的軟座車廂裡,因為是給外賓坐的專車車廂,所以車廂裡掛的標語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座椅、座套和枕頭的抽紗都是嶄新的。陪同人員都在車廂的另一頭,外賓坐在小索拍照的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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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盅是中國雜技的經典,而且是在國外獲過獎的節目。整個表演把柔術與平衡術結合在一起,演員在表演中逐步加大難度,在身體柔韌度的展示中,逐漸增加頭頂水盅的數量,使表演精彩與驚險同步推進,達到動人心魄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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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日至5日,首都群眾陸續到位於北京三里屯東三街3號的法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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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園,表演團體是海軍政治部文工團和中國雜技團。演出的劇種是一出“活報劇”,這是一種宣傳色彩極強的、有一點像徵性的情節和人物關係、表演風格誇張“漫畫化”的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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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純攝影的角度看這張照片拍的很不錯:影調、瞬間、畫面語言,而且細節很簡潔。拍攝照片時攝影師才19歲,這是夠發表級別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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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遠端背景是頤和園西堤,這里當年尚未修葺,所以遊人稀少,到了上世紀90年代西堤作了大規模休整和開發。本圖拍攝位置大約在游泳出發的龍王島碼頭,可見當年這裡的水位很淺,只及腰部。建國以後頤和園在1958年作過一次整修,但湖水淤塞長期未得徹底疏浚,是近年來才得徹底清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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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頤和園昆明湖。人們紀念毛澤東橫渡長江一周年。游泳人群組成編隊,在水中推著旗幟和標語前行,標語中肯定有“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水中編隊兩旁有負責安全的船隻。在昆明湖中進行的這次活動是從南岸的龍王島碼頭下水,游向北岸的佛香閣碼頭結束,全程不過3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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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畫面中,1967年一個暖暖的秋日里,沒有人關注到這個“老外”的拍攝。紅彤彤的標語口號與每一個人的從容不迫,孩子們身上那些摞滿補丁的衣衫顯露著物質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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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秋,南京“國營第某食品商店”門口,一隊舉著紅旗、抬著毛主席像的人在招搖過市。看周圍環境人群疏落的樣子不會有什麼重大事件,而這一幫人不過十來個人的隊伍又何由這麼鄭重其事地張揚遊行呢?其實是事關那本“小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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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大型建築的後面,圍觀人群外圍,攝影師注意到這個老人以及他夾持的物件。他來晚了,而且甚至擠不過旁邊的婦女,“老外”看他,他看“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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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舞蹈是“女民兵”主題,當年最時興的是為毛詩譜曲的《為女民兵題照》,此為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張照片的題詩“颯爽英雌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為此的譜曲多為進行曲式,舞蹈如畫面中的女子,肩搶,扎腰帶,在行進的節奏中做若干動作和隊形的變換。不過從這里後排女孩戴眼鏡和動作不一的瞬間看,這應該是一個業餘團體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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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附近的3路無軌電車總站。當年這裡有一段廢棄的城牆殘垣,3路無軌電車從動物園駛往北京站,這趟車行經王府井大街,而且路線較長,是當年比較擁擠的一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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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水鄉的經典場景,如今的旅遊照片上隨處可見。除了河道邊錯落的屋宇,陰影處小船上可以見到做飯的爐灶,吃飯的碗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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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假日的南京,遊人不算“如織”也算“熙攘”,還有個把扎腰帶的紅衛兵在門口轉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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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跟著拉柴草的騾車,這撥紅衛兵怕是意志更堅定些,他們要自己扛著旗子,他們的背包也比那撥人打的標準,三橫兩豎,不過背倒了。這支“毛澤東思想星火長征隊”的落款依稀是“河北昌黎中學”,大約北京到北戴河的距離,步行往返,這在那個時代不算很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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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陽門東側,1967年夏天的這個時候,城樓的三層台欄上“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標語已經斑駁,估計是上一年貼上去的。



以下是Bruno Barbey的作品:

1973年,法國攝影師布魯諾·巴貝(Bruno Barbey)跟隨法國總統蓬皮杜的訪問團來到中國,待了兩個星期。

那個年代,外國人想要取得中國簽證非常困難。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政治活動」,布魯諾基本不可能進入中國。


他珍視這次機會,事實上,這些留存在柯達彩色膠卷上的影像,也讓我們得以一窺處於文革尾聲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巴貝這樣描述他對那次行程的感受:「1973年已經接近文革末期,但政治氛圍甚至更加緊張,紅衛兵可不是好玩的,四人幫也在培養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社會生活還是比較艱難的。」


以下是Bruno Barbey部分作品,由微信公眾號在人間living(zairenjian11)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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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上的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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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會堂前的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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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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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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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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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年輕的共產黨幹部在長城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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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北京王府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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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北京,機場上列隊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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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山西大同,工廠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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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上海鞍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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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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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北京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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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無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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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無錫,藝術刺繡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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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杭州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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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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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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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政治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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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樣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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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南京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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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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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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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國攝影師的作品微信公眾號米拍(mepaime)編輯整理:


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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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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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北國的哈爾濱,每年國慶日已是初冬時節,少年兒童身穿毛衣高舉毛澤東主席像參加1968年國慶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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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松花江舉辦群眾性游泳活動。游泳者水中高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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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前,游泳​​健兒們先誦讀了一段“毛主席語錄”,以免在水中“迷失方向”。



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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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3日當天,我拿著蘇制卓爾基135相機上街拍照,看見在遊行隊伍中,還有許多舉著彩旗喊口號的八九歲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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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業學院北工革命造反宣傳隊在王府井人民日報社門前宣傳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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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起,北京紅衛兵紛紛組成“紅衛兵長征宣傳隊”,到延安、井岡山、瑞金、遵義等革命老區去“點火”,開展文化大革命。我們看到每一支“長征宣傳隊”的隊員們,必到天安門前集合,必在金水橋上列隊,必舉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向毛主席莊嚴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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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毛澤東選集》被稱作“紅寶書”,《毛主席語錄》被稱作“小紅書”。紅寶書加上小紅書,除了嬰兒和少數病人,基本上人手一套。1966年8月,我目睹了北京市海淀區新華書店員工開著帶有大紅囍字的卡車,給郊區農民送《毛澤東選集》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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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要背誦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不論報紙、廣播、電視,也不論開會、早請示晚匯報,還是人們之間的交往,甚至辦理結婚證,舉行婚禮都要先背誦幾段毛主席語錄。領到紅寶書的農民在村里的街上就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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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複述、背誦毛主席語錄成為時髦,就連到商店打醋買醬油,有的地方也要先背誦毛主席語錄,例如售貨員問:“為人民服務,同志,您買什麼?”顧客答:“要鬥私批修,打半斤醋。”來自內蒙古的少數民族紅衛兵在北京新華書店裡買到了《毛澤東選集》



翁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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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15年,澎湃新聞對Solange Brand所做的專訪。

澎湃新聞實習記者王若霈


   “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去了解'文革'那個時代太難了,因為那時的中國幾乎就是一個沒有照片的國家。”法國攝影師索朗日·布朗回憶道。


        1965年,她帶著從香港買到的相機和膠卷,第一次踏上中國內地這片陌生的土地。作為法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索朗日得以穿行於北京、南京、蘇州等地的大街小巷,記錄下那段特殊年代中的尋常生活。1968年,當她離 ​​開中國時,累計拍攝了五千餘幅照片。


        47年之後,索朗日·布朗將這批照片整理出版了攝影集《中國記憶,1966》,她也再次回到中國,住在北京南鑼鼓巷一處清幽的四合院,和澎湃新聞記者聊起過去的那些記憶以及對當代中國的看法。


        在索朗日看來,中國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可以把整個西方文化一口吞下去”。但她惋惜,現在的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地方越來越像,希望中國能不完全被外國的時尚、文化和趣味取代。


        所以,索朗日把當年拍攝的這些照片不加選擇地全部保存下來,照片中更多的是“文革”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她解釋:“最有趣的是人,你會發現即使在那麼糟糕的政治環境下,生活仍然在繼續。我很難判斷那時人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但我對那時的人們有好的感受,因為他們就是他們自己,表現自然,沒有去羨慕或者模仿別人。”

 

        索朗日被那個年代的純真和簡單深深感動:“有時翻看照片時,我會覺得那 ​​些直面鏡頭和我一樣好奇的少女,即使沒有相機,好像她們也在給我照相。相機成為我與他們溝通的方式。”


1966年,索朗日在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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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是什麼樣的機遇讓您來到中國?


索朗日·布朗:我1965年來到中國,在那之前我在法國學習成為一名秘書,因為覺得這個職業更開放,可以讓我接觸到更多事物。


1964年中 ​​法建交,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剛建立不久,正在招新員工,但是由於那時候的中國太封閉了,沒有影像,那時的中國不被世界承認,而且由於美蘇冷戰的關係,中國那時幾乎沒有外國人,也很少有法國人願意來中國。        

那時的法國駐華大使需要秘書,所以她就來到我的專業學校,問谁愿意去中國,我說我想去中國!但那時我很年輕,還不能在沒有父母陪伴下獨自出行,我就請求父親把我的年齡改大了一些,這樣我才來到了中國。


澎湃新聞:那時外國人對中國所知甚少,來之前您有擔心過嗎?


索朗日·布朗:來中國之前我完全沒有擔心過,我對未知的世界很有好奇心,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探索。而那時的中國人對我甚至更好奇,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他們都看著我,這種感覺並不奇怪,而是很奇特。


但是我們沒法溝通,一是語言問題,二是政治問題,即使我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人們也會懷疑你是間諜,我們並不受歡迎,而這也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這是我那時遇到的最大挫折,我不能和外界溝通,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中,這讓我感到很受挫。


我是一個喜歡與人交流的人,我後來在翻看照片的時候才發現,相機是我那時與中國人交流的一個途徑。2002年,我時隔多年之後再回到中國,覺得能和中國人交談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澎湃新聞:您拍攝照片時有主題嗎?拍照時那些照片中的人有什麼反應?


索朗日·布朗:我拍照沒有主題,從不刻意,只是隨著心情和情緒拍照,因為我只是為了記錄自己的經歷和心情,完全沒有想過將近50年後,這些照片會變成珍貴的檔案或者歷史,會成為出版的書籍。        


就好比現在你帶著相機去鄉村,有些人因為沒有見過相機,所以還是很單純地面對鏡頭。那時中國很少有人有相機,所以當我帶著相機走上街頭時,人們的眼神還都很單純。不像現在的人們對相機很熟悉,當你為他們拍照時會擺姿勢。


在那時,他們很純真、自然,只是看著一個帶著相機的外國人、一個20歲出頭的女孩,我那時也很單純,所以有的時候當我看照片時,我會覺得他們雖然沒有拿相機,但是他們也在為我拍照,因為我們對對方都很好奇。


澎湃新聞:在那時相機還是奢侈品,對於中國人來說更是如此,您是如何決定用相機記錄這段經歷的?


索朗日·布朗: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這類照片可能並沒有什麼,人們甚至會因為有趣而攝影。但是那時中國並沒有太多照片,相機是奢侈品,而且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膠片。        


我的相機和膠片都是在香港買的,用我的第一筆存款,在此之前我都沒有用過相機。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比起文字,我更善於用圖像去記錄。


離開中國之後,1979年,我開始與《世界外交》月刊合作,做藝術指導,負責視覺鑑定工作。這使我有機會處理照片、裝裱等等事情,那時我才意識到,我是用視覺去進行思考的,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天分。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我攝影,喜歡拍照,但現在已經不再拍照了。因為現在拍照的人太多了,到處都是拿著數碼相機的人。對於我來說,攝影已經只是回憶了。


過去用膠片相機的時候,拍照的時候你會思考,但是換到數碼相機之後,按快門的限制少了,這是很大的不同。


澎湃新聞:您離開中國的時候一共拍攝了多少照片?


索朗日·布朗: 1968年末,回法國的時候我不加選擇地帶回了成百上千的照片,大概有五千吧。這些照片中包括那時的故宮、長城等建築,還有雕像。


但有趣的是,我最後發現最有趣的還是拍下來的人。雖然拍下來的故宮之類的照片可以有商業用途,但是人是會消失的,照片可以記錄下他們生活的方式。所以當我準備要出版這些照片的時候,我選擇了最喜歡的一些照片,更多拍攝的是人和街道,大概有400張左右。        


我意識到這些照片有多重要,是因為一個中國朋友來拜訪我。我想給他看看他小時候的北京是什麼樣子,所以我給他帶來了一些照片,他很激動,說這就是我童年的記憶。


這時我才意識到這些照片有多麼重要。然後他就和我說把這些照片出版了吧,或者寫本回憶錄吧。所以那時我答應下來,用我的照片,為朋友寫下那時的記憶。        


我覺得最有趣的照片拍攝的是天橋雜技。人們和家裡人一起買票來觀看,這個已經消失了,大概1966年的時候就關閉了。雖然這些照片拍攝得併不算特別好,因為閃光燈的效果一般,但我拍了很多張,它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當然我最開始去的時候,人們看到一個外國人都很好奇,但是很快他們就熟悉了我的相機,我很喜歡那時候人的簡單和單純。


澎湃新聞:您怎麼看待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態?


索朗日·布朗:我很難想像他們那時候的情緒。但是我走在街上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放鬆的人們,不只是遊行中的人們,還有工作中的人,是人們平靜的生活。


所以即使是在那麼糟糕的政治環境下,生活還是在繼續。所以很難去判斷那時候人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但我對那時的人們有好的感受,因為他們就是他們自己,表現自然,不用去羨慕或者模仿別人。        


2002年的時候,我回到中國參加平遙攝影展。離開中國的三十多年來,我一直關注中國發生的巨大改變,但是我不想以遊客身份再回到中國,我更願意和記憶中“我的中國”待在一起,因為有時我覺得它發展得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越來越像。        


但是我覺得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必然的,只是我希望中國不會完全被外國的時尚或者趣味取代。


我一直都說,中國的文化簡直博大精深到可以把整個西方文化一口吞下去,我只是覺得如果外國的語言、時尚、文化取代了中國文化,我會感到很可惜。


比如說中國的胡同,當然住在胡同中可能會覺得不方便,但是中國傳統是有一個小園地,人與人之間住得很近,互相關心。但是當搬到樓房中,就完全不一樣了。


澎湃新聞:您認為這些照片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現實嗎?


索朗日·布朗:我的照片不是單純地去呈現事實,因為它不是檔案照片,它是我看待事實的角度。你不能說那時的中國就是照片中的樣子,它更複雜,照片只是事實的一部分。所以你永遠不可能呈現完整的事實,因此我更喜歡去記錄一些情緒和心情,這是攝影師個人的角度。        


對於不知道歷史的人,向他們傳達歷史,也是一件有趣又復雜的事情。尤其是現在照片也可以說謊,你可以隨意地改變照片。但是讓人們牢記歷史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澎湃新聞:您認為避免我們忘掉歷史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索朗日·布朗:避免忘掉歷史的方法,就是有一個途徑用來回憶,比如照片。我一直說,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去了解那個時代太難了,因為只有很少的影像資料。而那時的中國幾乎就是一個沒有照片的國家。


我最喜歡的就是和朋友一起翻看過去的照片,給他們講述過去的中國。所以能出版這些照片我很感動,能讓年輕一代看到過去的歷史。對於我來說,那是50年前的記憶了,回想起來也有困難,但我必須回憶,畢竟它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避免談過去的歷史,為了保護後代也好,為了向前發展也好,法國也是一樣,參加過戰爭回來的人甚麼都不說,因為他們不想讓後代知道那些殘酷的事實,但是對年輕一代來說他們需要知道這些歷史,才能避免再犯錯誤。


還是有很多人願意去了解過去的國家是什麼樣,自己的歷史是什麼樣,而不只是一味向前,而且沒有歷史也難以前進。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想去了解歷史,那麼你就一定能找到途徑去了解歷史。


參考:

>「文革」50週年,中國官媒社論定調:「文革」那一頁徹底翻過去了。


>大陸媒體鳳凰網採訪了一堆年輕人,詢問對文革的印象,結果有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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