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大象公會(微信id:idxgh2013)


作者:韓寧寧


帝制滅亡半個世紀後,皇帝們仍在中國前撲後繼。


1959 年 12 月,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出獄回北京生活,直至去世再未自稱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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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獲釋後,曾多次陪同毛周等人接見外賓,被介紹身份時往往連忙補充「現在是光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溥儀多半不知道,就在他重新就業前後,一場稱帝熱潮正伴隨著大躍進運動席卷中華大地,不但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畝產紀錄,個別人甚至短暫做到夢想,坐上了末代皇帝早已不敢再圖染指的紫禁城寶座。


「替天行道」


1962 年 10 月 3 日,在四位「保駕大臣」陪同下,吉林省長嶺縣的宋某來到北京故宮太和殿,坐在殿內的龍椅上,宣布登基為「佛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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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太和殿的龍椅


這種過於追求形式的做法,使宋某付出了迅速敗亡的代價:稱帝沒一會,他便被聞訊趕來的警察當場抓獲,後以反革命罪處死。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稱帝者中,不少人都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識,如 1957 年在河北省靈壽縣稱帝的農民閆山林,不但文化水平近乎為零,腿部也有殘疾,基本沒有主管謀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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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中國宣傳畫上的勞力人民


有些稱帝運動甚至源自精神疾病,如山東省臨沐縣「聖賢道」復辟的首領,與患病兒媳同居,被她稱呼「真龍」後竟信以為真,開始以皇帝自居。


更多的「皇帝」,則出身於中共建國後遭受重大打擊的民間宗教,在 19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饑荒中果斷出手。


據《甘肅省志·公安志》統計,1950-1972 年間,甘肅共抓獲 29 位「皇帝」,其中 23 人是一貫道、薩滿信仰等民間宗教的首領或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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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灣高雄的一貫道神威天台山道場


尤其是和新政權交過手的民間宗教人員,更是在大躍進和政治運動中看到了復仇的機會。如河南許昌地區的一貫道道首,曾被判處無期徒刑,減刑釋放後不久,便企圖帶領饑民謀反。


在太和殿登基的宋某,本身也是民間宗教「九宮道」的道首。他在龍椅上除了宣布稱帝,更高呼「社會主義到頭了」等政治口號。


此外,作為政權基石的工農幹部階層中,也有不少人在饑荒中走上稱帝道路,以「替天行道」為口號,與政權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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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天行道」是民間反叛的普遍托辭


1957 年,公安部分析 60 名暴亂案主謀的成分,發現僅有 6 成是階級敵人,餘下 24 人均成分良好,分別是工人、農民、專業軍人、基層幹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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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敵人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資本家等


如 1957 年在陜西省梓潼縣稱帝的「善宗」皇帝,曾經參加過朝鮮戰爭,轉業費用完後自稱「南極大仙下凡」,饑荒中登基起事,建立「善朝」。


這些五花八門的稱帝者,無論精神異常還是處心積慮,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宗教力量。


饑荒時刻,是什麼讓他們在民間宗教的加持下黃袍加身,反黨稱帝?


「洪水齊天」


中國有悠久的民間宗教傳統,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元末的紅巾起義、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等大規模叛亂運動中,民間宗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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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起義所依托的拜上帝會


因此,作為傳統社會中人們除宗族外少有的社會組織,民間宗教長期受到政權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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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治帝認為民間宗教行為會威脅治安,曾稱「京城乃緊要之地,須立即禁絕有人借口進香鳴鑼揚旗」


特別是,雖然絕大多數教派都十分溫和,但每當災難時刻,民間宗教往往憑借強大的跨地域動員能力,成為叛亂的源頭和推手。


民間宗教的動員能力從何而來?


首先,各路教派通常都會製造末世恐慌,向信徒許諾大洪水後的美好世界。


中國很多民間宗教都有「三期末劫」的概念,即宇宙分為「青陽」「紅陽」「白陽」三個時期,分別代表過去、現在和將來。每個時期末都會有天災降臨,但信教可保平安,還能到達之後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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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各有不同的神佛來主宰


如 1960 年四川省宣漢縣會道門的暴亂首領,就公開宣稱「近年有十悲十難,要洪水齊天,大降瘟疫」。

極端情況下,虔誠信徒甚至為信仰慷慨赴死。


1976 年 7 月,四川省安縣有會道門散布謠言,稱「劫運已至,以成都為中心的地震將會使四川成為汪洋大海」,其信徒將由祖師爺派船接往極樂世界。27 日凌晨,有 61 名信徒們在道首的帶領下,載歌載舞,紛紛跳入池塘,最終造成 41 人死亡。


其次,在災難時期,民間宗教往往能給人們指出「明路」。以大躍進時期為例,當時饑荒肆虐,民間宗教就從獲取糧食和避免饑餓的方向發展信眾。


如宣揚「十悲十難」的宣漢會道門,就提出「田地自種自收」的包產到戶口號,號召其追隨者「取消公共食堂」,「打開糧倉吃飽飯」。約千餘人參加暴動,五萬多斤糧食被搶,138 頭豬被宰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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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饑荒時期皇帝也特別高產,特別是在災難深重的地區。如安徽阜陽地區,僅 1957 年就抓獲皇帝 31 位,娘娘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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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63 年全國饑荒情況 / 來源:《中國災情報告》,國家統計局


此外,對饑腸轆轆的底層民眾,民間宗教也提供了階層躍遷的可能性。一旦皇帝創業成功,早期追隨者自然「和團隊一起成長」,從奴隸到將軍的飛躍不難做到。


因此,民間宗教的稱帝運動中,帝後百官的數量往往多得不成比例。


從 1954 年到 1984 年,山東省共偵破 2503 起會道門案件,其中有 217 名圖謀當「皇帝」的會道門頭子。同時期的江蘇省徐州市共抓獲了 458 名會道門分子,其中有 21 名「皇帝」,29 名「娘娘」,40 多名「總理」「元帥」「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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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春,安徽省爆發了「韓朝」暴亂案,成為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宣傳典型,圖片顯示了以「皇帝」韓必賢為首的一眾「王侯將相」


更誇張的是 1959 年河北省雞澤縣的九宮道復辟案,涉案人員達 306 名,包括 24 名「大臣」、6 名「省官」、12 名「州官」和 42 名「縣官」,封官比例達五分之一強。


不過,如此多的帝王將相,最後不但無一人成就大業,甚至鮮有人在歷史上留有印跡。黨和政府究竟採取了什麼手段,能讓這麼多皇帝像是從未存在過?



諸神的黃昏


英明如黨和政府,自然早早認識到民間宗教的強大動員能力,並在不同時期採取了不同應對措施。


1949 年以前,民間宗教團體是黨團結的對象,1927 年後直至抗戰期間,基層黨組織與會道門團體相互合作的情況並不少見,也有會道門人員加入人民軍隊的記載。


黨的宣傳工作中,有時也會採用民間宗教的手法,以鼓舞士氣。


1947 年 3 月 3 日,中共熱遼地委就曾在《群聲報》刊登神話「五不了碑」,講某地突然閃現萬丈紅光,紅光散去後出現了一塊石碑,碑上有五行銘文:中央軍長不了;八路軍走不了;大戶富不了;窮人窮不了;好人死不了。


1949 年後,民間宗教逐漸成為基層政權的不穩定因素。


1950 年 10 月 10 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揭開了鎮壓會道門運動的序幕。


北京市積極響應號召,展開了為期兩個月的「取締一貫道」行動,僅「反動道首」就逮捕了 381 人,槍斃了其中 42 人,封閉了 1283 個大小壇口,178074 人聲明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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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道保平安」:圖為參加過反動會道門的道徒們在退道簿上簽名退道


次年,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明確了量刑準則:


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


自此之後,政府多次展開「取締反動會道門」運動,取得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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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山東省東明縣「皇帝」案相關人員判刑情況。其中有一點可疑之處,34 歲的「皇帝」和兩個 50 多歲的「娘娘」名列其中 / 來源:《中國農村的反叛與民間宗教(1957-1965)》


1951 年到 1956 年間,甘肅省取締了 90 餘萬會道門相關人員,約占全省總人口的 8%。江西省也不相上下,在 1949 年到 1959 年間,清理了 130 多萬道徒,約占當年全省人口的 9%。


運動期間,各地政府充分發揮了司法創新精神,工作效率之高令人驚嘆。


1958-1960 年,安徽省天長縣法院為了盡快給人民創造安全環境,提前在空白判決書上蓋好公章,以便碰到反革命分子時,可以立刻判決,當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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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民間宗教之餘,黨和政府也在群眾中展開工作,力圖避免大批民眾受到民間宗教的煽動。


如大躍進時期,政府便大規模精簡城鎮職工,在三年內下放了約幾千萬城鎮人口。此外,政府還實施了「三自一包」政策,即發展自由市場、發還和擴大自留地、工商業自負盈虧、農業包產到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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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長,文革時「三自一包」便受到猛烈批判


「包產到戶」確實讓一些重災區糧食產量迅速增加,山東省惠民縣有一個 225 人的村子,在 1959-1961 年有 75 人死亡,包產到戶後竟有餘糧賣給國家。


此外,政府還主動處理了一批對饑荒直接負責的基層幹部,查辦了一些違法亂紀案件,平息了人民群眾的怒氣,也打消了不懷好意之人對黨和國家的質疑。


經過反復的清理整治,借民間宗教稱帝反叛的事件已幾近絕跡。


不過百密一疏,隨著 1980 年起全國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民間稱帝運動又有所有抬頭。


1985 年,四川農民曾應龍聚集數千躲避計劃生育的人,攻占縣城醫院,自稱大有國皇帝。旋事敗,被判處無期徒刑。


參考文獻:

李若建,《中國農村的反叛與民間宗教》,二十一世紀,2013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蕩與控制》,二十一世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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