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魔宙(微信id:mzmojo)

作者:金醉(都市傳說和歷史研究者,都市傳說公眾號「魔宙」主筆。)


常常聽人說一個詞:民國風。

這個詞讓人聯想到旗袍、唱片、中山裝,或者茶樓、碼頭、法(fà)租界。

這是一種消費主義培養出來的歷史眼光,一睜眼就自帶柔光濾鏡。

柔光之下,很難看到民國社會的真正面貌,尤其是底層的混亂和無序,既危險驚悚,又荒誕離奇。

最近半年,我嘗試換個角度看民國歷史,翻了不少當時外國人的記述和照片,或當代漢學家對民國史的研究。

這也是一種濾鏡,用現代文明的審慎眼光觀看。

當時的外國人,恰比現在的我們,以現代文明的標準來觀察混亂轉型期的社會,本質上是一種穿越。

這種距離和反差,可以提供更有趣的觀感和更強烈的體驗。

打個比方,我們說民國很亂,窮人多,土匪多,但往具體了說——

看見很多土匪是一種什麼體驗?或者,跟土匪頭子一起生活是什麼體驗?

電視劇很難解答這些問題,編劇和演員過濾了太多。

今天,講一個發生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天的案子,史稱「民國第一案」。要從涉案人員數量來說,擱現在應該也稱得上「第一案」。

民國後,中國火車發展很快,1920年代後,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當時,中國開通了一趟上海和北京的「特快專列」,這輛列車是當時的交通部花大價錢從美國買的,車身全鋼,塗藍漆,被稱作「藍鋼皮」。


列車除普通二三等車廂,設置了三節奢華的頭等車廂,算當時亞洲最豪的列車。當時,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票價是49塊大洋,差不多等於工人三個月的薪水。


能坐得起藍鋼皮專列的人,非富即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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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總長吳毓麟從美國進口的「藍鋼皮」火車,當時中國唯一一輛全部使用鋼皮車廂的列車。


1923年5月5日,幾個美國人在南京浦口火車站上了藍鋼皮專列,他們要去北京做個專訪。領頭的人是上海《密勒士評論報》的主編約翰·鮑威爾,已經在中國待了八年,是個中國通。


鮑威爾隨身帶著便箋和相機,連等車的時候都要掏出來記錄一下。或許正因為這良好的職業習慣,他才能在後來寫出自傳《我在中國的25年》(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記錄了很多歷史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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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本傑明·鮑威爾 著名記者 報人,美國「密蘇里新聞報」遠東採訪報導的先驅。


晚上,藍鋼皮進入山東境內。


鮑威爾吃過晚飯,和一名法國乘客聊天,他賣弄自己的學識,向法國人普及中國的地理知識——附近是三省交界地帶,這裡是土匪的天堂,土匪不少出身軍人,打著劫富濟貧的口號,幹的卻是打家劫舍的非法勾當。


他總結說,列車正行進在「土匪窩」裡,引得滿車廂哄笑。


胡侃海吹到5月6日凌晨兩點,鮑威爾和同車廂的法國「室友」回去睡覺。當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只能睡上不到一個小時,就將迎來人生中最刺激的事兒。


5月6日凌晨兩點五十,一陣刺耳的金屬摩擦聲把鮑威爾驚醒,隨之而來的是列車驟然降速和劇烈搖晃。他打開車窗往外看,嗖地一聲,一顆子彈頭頂劃過。


鮑威爾叫醒法國室友貝呂比,兩人一起悄悄往外看,列車停在不知何處,曠野裡一片帶槍的男人正奔過來,一邊跑一邊胡亂放槍。他和貝呂比從包裡掏出手槍,準備抵抗。


很多乘客摔出了座位,行李架上的物品掉得到處都是,叫喊聲夾雜著槍聲,車廂裡十分混亂。一陣砸窗聲響過,一群土匪擠上了車,人數遠遠多於乘客的數量。



鮑威爾和貝呂比主動交了槍。


一個羅馬尼亞人不甘心束手就擒,抄起一個茶壺砸向土匪,茶壺還沒落地,他便被一槍擊斃。這是「臨城大劫案」第一個死去的乘客。


此後,便再沒人敢試圖反抗。


土匪在車廂內蜂擁四散,展開一場盲目的洗劫。


他們翻遍乘客的箱包,不但對金銀珠寶感興趣,連衣物和生活用品也都搶去。他們搶走了被單、毯子、炊具和罐頭。有個土匪在口袋裡塞滿了燈泡,甚至還想從車廂的牆上撬下電燈插座。還有一個找到一個外國女人的胸罩,不知何用,就把胸罩圍在腰間當做口袋。


鮑威爾的戒指被一名土匪強行拽走,他用來寫稿的打字機被土匪扛走——後來,土匪並沒在裡面發現值錢東西,打字機被砸成了一坨廢鐵。


因為主動交了槍,土匪準許鮑威爾和貝呂比穿戴整齊,然後將他們趕出車廂,站在軌道邊。這時,鮑威爾才發現,藍鋼皮快車的許多節車廂已經脫軌翻車,車上的所有玻璃都被打得粉碎。


脫軌的原因並非完全因為急剎車,而是鐵軌早已被土匪早早拆卸,巡道工和路警也被土匪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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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劫持後翻車的藍鋼皮,第406號機車出軌,第2713號郵車,第4405號三等車及水櫃斜傾在鐵道上。


除了鮑威爾留下的回憶錄,還有一名叫露茜的女孩在後來寫給姐姐的信裡,也詳細記錄了被搶的過程——


「…...一個匪徒又拿走了一條玉石串,我設法把它要了回來,可一轉眼又被另一個匪徒搶走了。他把我的手指掰開,要從我手中奪去那條玉石串,搶奪中那條玉石串線斷了,那些珠子灑滿一地。我不禁大怒,嚴厲地要求他把這些珠子全拾起來。在他回過神來之前,他揀了一些珠子,但馬上又站起來,把左輪手槍舉到我的頭上…...」


這個女孩全名叫露茜·奧爾達裡奇,是美國石油大王家族成員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在逃出之後,她寫給姐姐的這封信發表在當年6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上,題名叫《周末,我做了中國土匪的「洋票」》(A 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是外國人質的意思。


在這次劫案中,當了洋票的不只露茜、鮑威爾和貝呂比。這趟藍剛皮上,一共有39名來自美、英、日、法、意、墨、羅分屬不同國籍的男女乘客。


其中的顯赫名流,還有法國大使館參讚、美國陸軍少校、美國《大陸報》的記者,以及聞名上海灘的法國律師。

洋票之外,還有200多名中國乘客——稱為「本票」,內有富商、學生和外國人的譯員。


天亮前,這些洋票和本票,在軌道邊排隊站好,土匪要求他們把車票留好,因為贖金要按照車廂的等級繳納——三等車每人值兩千塊,二等車值一萬塊,頭等車值三萬塊。


若是丟了車票,就按頭等車的價兒,洋人則不分車廂等級,每人值五萬塊。


在土匪清點人數時,鮑威爾發現,之前在車上的幾個日本乘客不見了。後來,他才知道,這幾個原本買了從北京到上海全程票的日本人,半夜在徐州跳下了火車——根據當時的列車時刻表顯示,徐州並無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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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津浦列車時刻表及沿途停靠站。


人質在鐵道邊待了半個多小時後,車廂的洗劫告一段落,一名年輕的土匪下令出發,上山。


這時,天色破曉,鮑威爾看清了眼前的全景——足足有上千名土匪走在曠野裡,一些土匪押著人質,一些拖著搶來的東西。除了他和貝呂比,其他人質都穿著睡衣,一些女人騎在土匪弄來的瘦驢子上搖搖晃晃,一邊抓著驢子,一邊抓著不足避體的睡衣,頭髮在風中凌亂。


想像這種情景,有種魔幻色彩。這在另一組土匪小隊中的露茜看來,像《聖經》裡摩西率領以色列人穿行在迦南大地上的情景:


「我們走過一個長滿水稻和玉米的山谷,四周一片寧靜。我可以看到一長溜土匪隊伍蜿蜒地行進在田野裡,一直伸展得很遠很遠,足有千人之眾。」


土匪的實際數量比鮑威爾和露茜目測的都多,大約是1500個匪兵,配有舊式日造槍械,另有大約三百個隨從。那個發號施令的年輕土匪,就是這群土匪的頭子,名叫孫美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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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美瑤(圖中左一),山東棗莊人,曾製造臨城劫車案。魯迅、冰心讚揚其是抱犢崮的英雄豪傑。


孫美瑤當時只有25歲,但已經是山東響當當的土匪頭子,他的隊伍不以土匪自居,有自己的番號:山東建國自治軍。


這支隊伍原是他哥哥孫美珠和叔叔孫桂芝建立的。孫家本是山東嶧縣白莊一個小康之家,孫美珠是清末秀才,在當地小有名氣。


迫於當地軍警和土匪的壓迫,孫美珠和孫桂芝打出旗號,占山為王,集結七八千人成立建國自治軍,親任總司令。


樹大難免招風,北洋軍閥把孫美珠視為眼中釘,多次出兵圍剿。1922年7月,孫美珠在嶧縣被政府軍擊斃,梟首示眾,統領自治軍的大權落在孫美瑤手中。


孫美瑤帶領土匪和人質,前往他們的根據地,抱犢崮。這座易守難攻的山頭,三面被陡峭的巖壁包圍,僅有一條極窄的崎嶇山路通往山頂,一般人很難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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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犢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嶧縣、臨沂、費縣、騰縣四縣交界處,高約 800 米,是周圍 70 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崮頂平坦,有良田 400 餘畝,昔時為耕種此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犢上崮,養大後再使用,故名抱犢崮。如今的抱犢崮已被開辟為國家森林公園,距棗莊市駐地23公里,面積達665.5公頃,為AAAA級景區。


山路難走,許多人質光著腳,不少人傷了腿腳,有些婦女兒童走不動就要休息,隊伍行進十分緩慢。


早上八點,隊伍走進抱犢崮山口,遭到營救軍的伏擊。土匪把人質分散在隊伍裡,讓他們揮動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時緊趕著隊伍上。


在一片槍聲裡,鮑威爾一隊人翻過一座山梁,躲進了一個牆洞。土匪收繳了鮑威爾一群人的相機和其他行李,但他手裡還有便箋本。


就在被土匪和子彈驅趕的過程中,他插空記錄了事件的過程。當土匪知道他是新聞記者,選了他作代言人,讓他給山東督軍田中玉寫封信。


鮑威爾答應寫信,但提出了條件,要求先將乘客中的婦女、兒童全部釋放。在一名醫學院中國學生的翻譯下,土匪答應了鮑威爾的條件。



鮑威爾並不確定土匪是否說話算話,但他只能寫了這封信:


「建國自救軍的首領命令我們給你寫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隊立刻停止射擊,否則土匪就要殺死所有的外國人質和中國人質。——外國人質代表J.B鮑威爾」


信送出後,土匪遵守承諾,陸續釋放了女孩和兒童,並派送土匪隨從將她們送下山。


根據歷史學者趙焰《晚清之後是民國》一書考證,土匪還釋放了另外一些人質:和孫中山的組織有聯繫的;曾參加過海州暴動和亳州暴動的;家裡不足四十畝地的;有醫務百工技藝的。一家人同時被擄的,只留一個,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最後押送的人質,剩下三十個本票,二十個洋票。


露茜在寫給姐姐那封信裡,寫了她被釋放的經歷。送他下山的土匪裡,有一個「比較和氣」的,他們在途中被營救軍追擊,和氣的土匪把她送點進一個小村子,用流利的英語說:


「我的婆娘就住在那個村莊裡,你就去那兒吧。」


這個洋氣的土匪不是例外。鮑威爾回憶,他在做洋票時,結識了不少土匪,他們身份極其混雜,從留學生到上海灘流氓都有。


這群土匪裡的小頭子,不少人參加過一戰,很多人能講點法語。有個被洋票叫做「魯斯基」的土匪,曾在俄國打過仗,會說俄語,回到山東老家就給土匪捉了,只能落草。


有個姓周的土匪,在日本留國學,曾在「基督將軍」馮玉祥部隊裡做過軍官,更多的小頭目則曾是軍閥張敬堯的手下。


一個自稱軍師的小頭子,以前混在上海,專給有錢人寫勒索信,勒索不成就往人家屋裡扔炸彈,後來被法租界巡警追捕,做了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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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鋼大劫案中,有的土匪還留下了照片,這張照片裡是一個被鮑威爾叫做「猴臉」的土匪,看起來年紀不大,卻已經當了五年土匪,落草的原因是土匪搶了他家,他為活命只能也做土匪。


除了當過兵的,土匪裡更多的是原本做農民的。據史料記載,最後護送露茜下山到官府的,是抱犢崮一位名叫孫如友的年輕農民。


露茜回憶說,這個土匪被交給了警察,警察不知如何處理——大概因為他原本就是個農民。後來,露茜安排他在濟南車站謀了份差事。


就是這樣一群混雜著匪氣和單純無知的人,押送著剩下的人質上了抱犢崮,似乎並不知道劫完洋票後,下一步該做什麼。


從5月6日鮑威爾寫出第一封信,一直到案件解決,洋票們一直和土匪生活了37天。


第一周裡,土匪帶著人質每天夜裡在山裡轉悠,有時走入深山老林,有時還會穿過村莊,村民像看馬戲團一樣,看土匪押送洋人路過。


在奔走途中,鮑威爾將記錄事件的便箋寫上了濟南市的美國領事姓名和領事館地址,悄悄塞給了村民。


不知是否因為鮑威爾的信起了作用,政府軍很快停火了。


土匪和人質在抱犢崮巢雲觀住了下來。


巢雲觀是一座廢棄了幾百年的破道觀,位於抱犢崮頂部,周圍三面都是峭壁。房間裡有床鋪、桌子凳子,全是石頭的。每個房間裡,有一些破舊的鍋和茶壺,都是從附近村裡撿來的。


一位叫李·所羅門的洋票曾在後來的記述中,這樣描寫到達抱犢崮時的情況:


「頭12小時內,我們都只穿著衣衫、內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壘時,匪徒們才發回給我們自己的衣物。總之,我們與匪徒幾乎分別,像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匪徒的穿著有一部分是他們從火車上偷來的,其餘則是他們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以及一些我們的衣物。他們個個有手表、珠寶等東西,新來這兒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裝備齊全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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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土匪中的李·所羅門,右二。


雖說有洋票在手,孫美瑤卻十分焦慮,巢雲觀的水和食物,遠遠不夠兩千土匪和人質支撐多久。


鮑威爾和露茜的記錄中,提到過一種食物,應該是土匪給洋票的主要糧食。


鮑威爾說,他們在上山的途中常常吃一種「薄餅」。露茜則說「他們給了我一張像是包裝紙似的薄餅,還給了我些大蒜…...」


以此看來,他們吃的應該是山東特產,大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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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煎餅,據說一般都是卷蔥吃,很硬,徐浪吃過,說很帶勁。


另一種讓鮑威爾感覺奇怪的食物是「三明治」,或者說是玉米麵包肉卷,由洋蔥、大蒜、胡椒和「肉糜」做成。洋票吃這種食物吃了很多天,終於有人覺得奇怪,問這到底什麼餡。


土匪掀起一塊石頭,找出一只大蠍子,告訴他就是這玩意兒做的——其實就是蠍子肉餡的包子。


有一次土匪竟然送來了一些小牛肉,然而煮了半天,也撕不下幾塊肉,吃完才知道,那其實是當地的一種癩皮狗肉。據說,吃了這種狗肉的人,在七年之內都會有股粗暴的狗脾氣。


土匪搶來的東西,很多不知道用途,往往希望是能吃的,露茜寫到:


「一個土匪拿到一罐潤膚膏,想知道是否可以吃下去。當我用手擦擦臉示意他這只是用來潤膚的後,他馬上把它扔了……我還見過一個男孩子咽下我那銀色粉盒內的所有香粉,隨後小心翼翼地合上了盒蓋。」


洋票在意吃的是什麼,土匪卻在意什麼能吃,這就是差別。


鮑威爾後來知道,劫案發生幾小時後,消息就傳到了北京。


案發當天早上,就在洋票被驅趕上山的時候,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先後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抗議,限定在12日之前將所有人質全部救回。


第二天,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於7日晚也緊急召集各國駐華使節,向北京政府發出抗議照會。


清末民初的中國,有一個奇怪的三角關係: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拍百姓。這種關係發揮最大張力的事件是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


臨城劫案的發生,嚇壞了各國公使,以為「拳亂」捲土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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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義和團時,被拳民放火燒毀的前門大柵欄。


英國建議出兵中國,就臨城劫案進行武力干涉;義大利則表示要對中國鐵路、軍隊、關稅和交通全面托管。只有日本人不吭聲——這在後來成了一種陰謀論。


5月8日,各國聯合對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解散中國軍隊,監督中國財政,停止退還庚子賠款,規定改革中國的方法。


這些抗議,就是要藉機把中國搞廢了。


當天的上海《民國日報》直接揭露了北洋政府的窘境:


「又北京消息,此次津浦路巨變,使團方面大不滿意。英國駐津陸軍已下動員令,若中國軍人無能力維持,則將直接開往出事地點。並悉美公使休門氏,已於昨日親赴臨城視察。」


北洋政府不堪重負,命山東督軍田中玉帶兩萬人武力清剿孫美瑤。公使團則又提出抗議,擔心強硬措施會危機人質。


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北洋政府停止派兵,田中玉在棗營設立了營救總部,決定和孫美瑤談判。



在真正進入談判前,各國領事和駐華官員都來到棗莊,為出面調停做準備,據說連北方幫會都派出了代表。


其他方面也都各自為營救人質做出努力,孫美瑤老家嶧縣的美國傳教士,設法給抱犢崮的洋票送去了一些食物和《新約全書》。在一張包有野豬肉火腿的《大陸報》上,鮑威爾意外看到了對臨城劫案的英文報導。


這兩篇報導,竟然就是自己寫在便箋上的記錄,它們真的被村民送到了領事館,不僅刊登出來,還以電報的形式傳遍了全球,成了各國報紙的主要信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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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外媒對臨城劫車事件的報導。


為居間調停、接濟人質的衣食,並營救中國人質,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還派出代表,在此組成「全國公團棗莊臨時聯合會」。


美國紅十字會和商要求給人質送去補給糧,孫美瑤提出要求:必須同時給土匪送來大量面粉和大米。


紅十字會駐華代表克勞答應了孫美瑤,雇了一支苦力隊,往抱犢崮送來成箱的食品。


箱子裡裝的是比山東煎餅和癩皮狗肉好得多的食物:麵包,牛肉和青菜罐頭,水果和加州產的葡萄乾。苦力隊穿過土匪轄區,走了一百多裡路,箱子裡的東西一點沒動過。


孫美瑤和他的土匪都很講信義,只留下自己的米麵。


有了補給,洋票的生活舒坦很多,鮑威爾甚至覺得「好像在山野郊遊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一場劫難中,克勞竟然發現了商機。很多人質急於給家人寫信,讓苦力隊帶下山,做過廣商的克勞臨時設計兩款郵票,要求人質寄出的信,必須購買他製作的「土匪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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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郵票共有兩種,分別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犢崮,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抱犢崮」字樣。雕刻時,由於刻字人的疏忽,誤將「5」後面多加了個「0」,5分郵票變成了50分票,成為一張錯票。10分的郵票上面沒有圖案,也沒有中文,只用英文寫著:PAOTIUKU BANDIT POST (抱犢崮土匪郵政)。


如今這兩款「土匪郵票」 已成為收藏界的搶手貨,一個小小的實寄封前幾年在美國拍賣,以10000美元成交。


田中玉沒有親自出面和土匪談判,派當時的幫辦鄭士琦為剿撫總司令,想辦法解決。


鄭士琦到棗莊後,邀請滕縣,嶧縣有名望的鄉紳出面和土匪交涉,鄉紳卻不肯,認為這是「通匪」。


關於請人談判的事兒,民國畫家陳定山寫舊上海傳奇的書《春申舊聞》裡,提到一個插曲。


抱犢崮的洋票裡,有法國大使館參讚,又有法國大律師,當時上海法租界督察長急得上火。


這個督察長,就是後來的青幫大佬黃金榮。黃金榮無奈之下,求助青幫大字輩吳昆山——吳昆山是徐州人,就住在抱犢崮附近,平時和孫美瑤有來往。


雖說當時青幫尚未崛起,但在道上還算說得上話。吳昆山答應出面調停,其中一個條件是,事後黃金榮必須投靠青幫。


黃金榮答應,自此加入青幫,改變了後半生。


有野史記載,最後在多方的協調下,吳昆山和另一個有威望的青幫大字輩,去見了孫美瑤,建議孫美瑤不如借此接受招安,圖個功名。


這是個典故,到底有沒有真的發生,並無親歷者證實。


此時,距離劫案發生已經快一個月。根據鮑威爾接到的信息,孫美瑤其實已經和北京政府代表開始談判,但並不順利。


在送來的救濟物資裡,鮑威爾發現一個寫有自己名字的包裹,裡頭裝著葡萄乾,葡萄乾盒子裡有個字條,是一個美國使節寫的,字條裡說:


孫美瑤提出,要接管政府在當地的統治和山東境內的鐵路經營,這個要求有點過分,雙方還沒見面,談判就被迫中斷。


這個消息讓人質感到悲觀和氣憤。



這位美國使節之後又通過類似的方法,向鮑威爾提出了一個冒險計劃:美國軍方可以把一批槍支彈藥裝進葡萄乾盒子送進來。


隨後,美軍救援先遣隊將從山下進攻,攻克一百裡的山路抵達山頂。這段時間裡,人質拿著武器躲進巢雲觀後的山洞,抵禦土匪的進攻,為救援爭取時間。


鮑威爾避開土匪看守,向所有人質說了冒險計劃。


然而,除了兩個美國軍官,只有兩個英國人和一對墨西哥夫婦讚同計劃,其他人都不敢冒險。


鮑威爾很失望,他在回憶中特別提及:


「在藍鋼皮事件後,我們這些旅客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彼此間建立了一些友誼。然而,由於種族、宗教和國籍的因素,在這性命攸關的時刻,此前的友誼頃刻間化為烏有。」


他把大家對計劃的態度記錄下來,托人秘密送到山下,交給了美國使節。


這個計劃徹底就此泡湯。


當天晚上,人質裡一個姓黃的中國譯員建議,不如和土匪當面問問,他們到底要什麼。


第二天,他和一個土匪走了六裡地,去了孫美瑤和其他土匪頭子居住的村裡。當晚,孫美瑤就派了四個「司令部軍師」,代表土匪來提條件。


這些條件,將由洋票送往山下的營救中心,正式提給政府。


中國人談判,由洋人出面,這在當時不算稀奇。其中一個軍師對鮑威爾說:「我們知道美國已在幫助中國,如今我們要求美國人出來幫助我們擺脫眼前的困境。」


鮑威爾在自己的便箋本上記下了孫美瑤的要求:


1.所有政府軍隊從抱犢崮撤退;

2.馬上給土匪提供足夠的食物;

3.將本地土匪收編為四個混成旅正規軍,由中央提供裝備,且獨立於省政府;

4.政府馬上發放六個月的預支軍餉,並彌補目前的虧空。


土匪帶鮑威爾見了孫美瑤和大小頭子,給了他一封中文信,附在條件文件上,讓他親自下山送去。


鮑威爾騎上毛驢,在150個土匪的陪護下,去了棗莊。


北京政府和各方面組成的營救中心,設置在中興煤礦,這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國人開辦的煤礦,此時儼然已是個軍事中心。


鮑威爾回憶中這樣描述:


「……四角建有塔樓,圍牆頂上設有垛口供步槍和機槍射擊之用。牆上有全副武裝的士兵不斷巡邏,一座塔樓上還安置了大功率的探照燈,備作晚上巡視整個院子,防止土匪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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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公司的辦公大樓。晚清洋務運動興起後,在北洋大臣李鴻章等人的一再上書臣請下,經光緒準奏,1878年春,在山東嶧縣誕生了中國最早的一家民族資本企業——山東嶧縣中興礦局。


鄭士琦見了鮑威爾,卻沒有對條件做任何書面答復。他答應繼續談判,可以擔保所有來棗莊談判的土匪頭子,都絕對安全。


鮑威爾帶回了消息,孫美瑤馬上派出兩個親信再次下山。


這回,鄭士琦和兩個土匪進行了秘密會談,究竟聊了些什麼,沒人知道。不過,鮑威爾記下了他在談判前說的一句話:「土匪劫車使省府官員大失顏面,也令中國人民臉上無光,更使土匪自己有損面子。所以我們最好齊心協力設法消除這些影響,認真了結此事。」


這樣的說法,在鮑威爾看來是中國官場的典型做派。


來來回回的拉鋸談判,持續了五天。


最後一次談判,鮑威爾參加了會議。軍官和土匪都點上了鴉片,在一片煙霧繚繞中,孫美瑤舉起右手發誓,之後簽署了談判文件。


他發表了一番演講,表示新編的自治軍將誓死保衛中國政府。


鄭士琦和政府代表簽字後,鮑威爾和另一個美國人安德臣作為見證人,也簽了名。


土匪和政府最終達成了協議:「山東建國自治軍」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旅」,歸山東政府軍第五師節制。孫美瑤任旅長,旅部設在棗莊,指定郭裡集為其防地;支付八萬五千元大洋,作為釋放人質的贖金。


關於贖金的金額,鮑威爾回憶裡記述了一個笑話:政府曾提出支付一百萬元贖金換取人質,但孫美瑤拒絕了,他更需要的不是現金,而是被招安收編。


談判達成的消息傳到山上,洋票們一片歡呼,想馬上下山,土匪卻不準,一再堅持要為每個洋票準備一頂轎子,抬下山去。


等準備好了轎子,有的土匪竟然已經換上了新領的軍裝,他們把軍裝套在土匪裝束外面,把軍帽戴在草帽上。


6月24日,最後一批洋票乘坐交通部提供的特快列車離開「土匪窩」。鮑威爾安全抵達南京,結束了作為中國土匪貴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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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釋後安全抵達南京的鮑威爾(前排居中)。


六個月後的一天,鮑威爾接到安德臣的電話,安德臣說,孫美瑤死了。


消息說山東省長不守信約,無緣無故繳了孫美瑤的槍械,將他和六百多部下亂槍射死。


在另外一個版本的記錄中,孫美瑤的死法不太一樣。


成為山東新編旅旅長後,孫美瑤的兵將並沒脫掉匪氣,在棗莊地區依舊為非作歹,不理軍容軍紀。


1923年底,因為手下與其他兵部的人鬥毆惹事,孫美瑤和駐棗莊的第五師第十八團吳可璋結下樑子。


12月19日,此時已升任山東督辦的鄭士琦,命令兗州鎮守使張培榮在中興煤礦擺下鴻門宴,邀請孫美瑤和吳可璋,要為兩人說和說和。


第二天早上,孫美瑤前來赴宴,興沖沖進門,一個便衣上前就摸他的槍。孫美瑤大罵一聲,話音未落就被另外一人一把石灰撲在臉上。


那人順勢摁下他的腦袋,一刀砍下去,一代悍匪就此身首異處。


當時,就有人猜測,這場鴻門宴幕後主謀是吳佩孚。這個猜測和鮑威爾記述的一件事可以對應。


他曾認為孫美瑤的土匪軍背後有皖系軍閥張敬堯的支持,而張敬堯是吳佩孚的死對頭。


鮑威爾被釋放前一天,有一架飛機曾飛過山谷,所有的土匪都帶槍出去射擊,他問為什麼,一個小土匪頭子說:吳佩孚在那飛機上。


孫美瑤的死,受到不少外國人的讚賞,但鮑威爾卻認為這是政府不守信用。這樣的做法將會讓以後的土匪不再信任政府,一旦出事,很可能撕票。


更要緊的是,孫美瑤一死,臨城劫案的真相就永遠消失了。


臨城劫案發生20年後,珍珠港事件爆發,鮑威爾在上海被日本人抓進了虹口的提籃橋監獄。在獄中,他遇到了一個英國人,這人是當年一起被劫上抱犢崮的老相識。


兩人見面,很是激動,並一致認為:比起日本人,他們還是喜歡中國土匪。


參考文獻:

《老照片》 ,天津人民出版社

《民國大案》 經盛鴻,團結出版社

《民國匪禍錄》 蘇遼,江蘇古籍出版社

《民國時期的土匪》 貝思飛,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 約翰·本傑明·鮑威爾,譯林出版社

《春申舊聞》 陳定山,海豚出版社

《晚晴之後是民國》,趙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中國近代秘密社會研究》 邵雍,上海世紀出版社

新浪博客文章 《傳說中的藍鋼快車》



從清末起,中國就是流民的天下,因饑荒、戰亂造成的流民遍布中國大地。


光緒年間的《申報》曾記載陜西旱災:饑民相率搶糧,甚至於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饑餓難當」八字。


當兵吃糧和落草為寇,是流民一大重要的職業選擇。當兵和當匪,很多時候並無區別。


據學者研究,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二師和第三師有10萬以上是從河南陜西招募的土匪。


河南曾流傳一個民歌:快搶一拉栓,銀元兩三千,清早拉桿,到晚是官。


當土匪頭子,是當軍官的墊腳石。


民國究竟有多少土匪?英國學者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曾說,近代中國就是個「土匪王國」。


他在《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中,分析過臨城大劫案,認為孫美瑤的背後是日本人的陰謀。


在這篇故事裡,我就不細說了。最近還在看這本書,貝思飛對近代中國「土匪社會」的分析非常有趣,他並非將土匪視為中國社會的黑暗地帶,而是講出了當時人的一種頑強的生命力。


有機會再跟大家細聊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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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文作者金醉的新書《北洋夜行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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