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大象公會(微信id:idxgh2013)


作者:姚白莞


西方人來到中國以後,最不能忍中國什麼地方的人?


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除非長期定居或從事專門研究,普通的西方人要分辨出中國各地的風俗民情,進而生成地圖炮,多半要比從一群「亞洲鯉魚」中區分四大家魚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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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洋人大體無視中國人之間的歧視鏈,對全體中國人民一視同仁,如在上海,蘇北工人在洋人的工廠裡獲得了與江南工人同等的尊重,而上海本地人違反交規時,也不能免遭錫克巡捕的警棍教育。


從大航海時代起,在萬里來華的西方人眼中,中國就一直是個缺乏多樣性的國度,即使是相隔遙遠的省份,其城牆、民居、廟宇、寶塔、甚至居民相貌,也都看不出明顯的差別,各地的服飾和生活方式也極為同質化。


不過,還是有一個省份的民眾的表現特別突出,讓 20 世紀前的洋人沒齒難忘。


那就是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先驅,全國種族多樣性的領頭羊,番鬼佬、鬼婆、鬼仔、鬼妹這一組全家福詞匯的故鄉——廣東。


洋人一致決定了,廣東人最討厭


從 16 世紀一直到 19 世紀末,各國來華西方人的回憶錄中,無不用較大篇幅控訴廣東人的種種暴行,痛陳他們在廣東遭受的身心傷害。


被提及最多的,要數所謂「石雨攻勢」,場面神似電影《九品芝麻官》中貪官污吏在街頭被群眾圍攻。


著名的明代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是有記載的首位「石頭雨」受害者。


大約 1583 年(萬歷年間),利瑪竇在廣東肇慶辛苦營建的小教堂先是遭到當地人以投石火力輪番轟炸,不久又迎來大群暴徒的堵門衝擊,幸虧一位身高體壯的非洲黑人衛士拼死護主,才將暴徒逼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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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職貢圖》中的大西洋國「黑鬼奴」


此後幾百年間,到訪廣州的洋船無論靠岸還是離港,下船閒逛的洋人不管是落單還是結夥,都會很快招引一大群人從四面八方聚攏過來,給遠道而來的番鬼客人們以「雨點般落下石頭的迎接禮」。


他們的彈藥並不局限於石頭,可以是沙子、爛蔬菜以及隨手撿到的一切垃圾。


「朝你扔——不是死老鼠,因為那個太貴了——任何在手邊的完全不能吃的東西」。


——《番鬼在中國》,查理斯·唐寧


亂石所及,肉體傷害和人格羞辱在所難免。


據英國人查爾斯·諾貝爾回憶,他 1747 年踏足廣州時與同伴外出,遭遇大批廣東人圍堵要錢,他們一口回絕,結果群眾的攻勢迅速從投擲雜物發展到推搡拉扯,甚至扯下諾貝爾一位同伴的假髮和帽子拋來拋去,場面如同峨眉山群猴戲耍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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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片《過猴山》


除了扔石頭,廣東人民也對洋人展開文鬥,如在十三行夷館外貼侮辱性標語;也可以武鬥,如三四個人當街撲倒落單洋人,將其渾身上下劫掠一空,一旁更不乏助威並隨時準備支援的婦孺。


某些場合下,正面折辱番鬼有所不便,廣東人也會選擇非常規手段。


據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的成員約翰·巴羅回憶,他曾見隨侍的中國僕人把早餐用過的茶葉弄乾,便問他要用來幹什麼。僕人答曰:摻和其他茶葉拿去賣。巴羅又問:騙你的中國同胞?僕人答:當然不是,是騙你們,我的老鄉聰明的很,但你們的人很愚蠢,你們買我們的任何東西,對你們來說都是夠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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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使團畫家繪制的中國乞丐。漢學家德庇時稱,廣東乞丐會向洋人下跪,但僅限於同胞不在場時。他認為,乞丐雖然是中國社會最卑賤的人,但仍自覺高西方人一等。


這位巴羅先生此前剛剛從北京沿大運河及南方水系一路南下,橫跨了大半個中國。據他回憶,進入廣東前,使團受到各地各階層的極大尊敬和禮遇,即使是與廣東交界的江西省人,也溫和友好,不辱罵人。


一行人翻越梅嶺到達粵省後,情況才大為不同,到處都有農民從屋裡跑出來,跟在使團後面罵「番鬼」。


使團另一位成員喬治·斯當東說得更直接:「主導中國北方人民性情的,顯然是無與倫比的好奇心、完全的隨和和好心情,除了極少數例外,沒有任何蔑視和惡毒的情緒,而這種情緒我們總是能看見廣州當地人掛在臉上。」


諸多有機會遊歷中國沿海、內地其他省份的西方人,在對比了江浙、北京、江西等地民眾與廣東人在對待外國人上的不同表現後,也普遍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廣東人的極端狡詐,並不能遮蓋中國其他地區人民的誠實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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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使團畫家筆下的中國北方民眾


這些紳士們不會料到,被他們視為友善可親的「北佬」,也會在十九世紀末掀起長江全流域的反洋教運動和華北義和團運動,排外勢頭迎頭趕超了廣東。


廣東人的這種領先時代 300 年的獨特性,又是從何而來?



「蠻夷歧視鏈」?利益分配不均?


利瑪竇是少數在明代即居留中國長達幾十年,足跡遍及南北,並熟練掌握漢語的西方人。相比短期逗留、不懂當地語言的歐洲老鄉,更有機會深入觀察近代早期的中國社會,對中國問題也更敢於獨立思考。


他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給出了廣東人之所以較其他省份更排外的兩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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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在廣東所穿的儒服


他的第一種解釋是,在帝國內部,廣東本來就是受北部省份歧視的蠻夷,當地士紳在自卑之餘,對中華文明有一種類似皈依者狂熱的心理,急於歧視真正的蠻夷番鬼。


然而,這套歧視鏈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同樣來自蠻夷省份的福建商人,卻被西方人認為溫和、誠實可信,與「極端狡詐」的廣東人判然有別。


利瑪竇的第二種解釋則認為,廣州對外貿易的利益主要被少數有政府背景的牙商所壟斷,當地普通民眾感覺不到多少好處,卻要承受外貿帶來的負面後果,長期受到海盜和西洋水手的騷擾,對番鬼報以敵視,也屬天經地義。


不可否認,明代中後期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少數受到政府支持,專門負責對接外商、協調度量衡、代辦報關繳稅的牙商,以及後來的「十三行」行商們,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壟斷了與外商直接交易的商業利益,而且越到後期,這種壟斷性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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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年左右的廣東十三行歐洲洋行風貌


但是,行商、牙商並不能獨占對外貿易所有環節的利益。事實上,繁榮外貿帶來的巨大出口需求帶動了廣東各行各業的發展,當地生絲、絲綢品、鐵器、陶瓷以及果脯制品都大批遠銷海外,其生產環節主要還是依賴手工業作坊和個體小農。


以生絲和絲織品生產為例,受海外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刺激,廣東鶴山、順德等縣遍布桑蠶,號稱「無地不桑,無人不蠶」,無論是生絲,還是綢緞,都大量出口海外,「皆為東西洋所貴」。


在很多廣東家庭,桑蠶絲織業取代了糧食種植業,成為家庭主業。至於居民口糧,又大量依賴從泰國等東南亞地區進口。


由此可見,給廣州帶來巨大海外生產訂單的西洋番商,實在算得上不少廣東民眾的衣食父母,利瑪竇關於外貿利益被少數人壟斷的觀點站不住腳。


但他的後半句話卻多少闡述了一部分事實,雖然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廣東人與番鬼彼此相互厭惡,與他們的接觸頻率密切相關。


西洋來的「客家人」


實際上,當時的廣東人豈止「排洋」,只要認為是非我族類,一概照排不誤,洋人的待遇並無特殊。


廣東歷史上長期人多地少,出於爭奪沙田、灌溉水源、風水等公共資源的需要,當地的大型宗族集團發育特別完備。


自明代嘉靖以來,倭寇、海寇、山寇又橫行不絕,加上明清之際連綿的戰亂,為了生存,宗族集團普遍軍事化,逐漸掌握強大武裝,「鄉村族居,多建炮台」,清政府有時連征收糧稅,都需要發兵強征。


整個廣東社會,即由這些大大小小的武裝宗族、鄉族構成,廣府人如此,潮汕、客家等民系也概莫能外。


同省宗族彼此嚴格排外自守,隨時準備武力械鬥。據清代文人記載,廣州城外五六裡,已是宗族械鬥的戰場,行人「必持刀劍、弓矢、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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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廣東某地,準備鎮壓宗族械鬥的清兵出發之前


結果,這個當時全中國對最熱衷械鬥、且對族群最敏感的地區,偏偏還跑來了數量最多的西方人。


澳門和廣州通商口岸的長期存在,使明清時代每年奔赴廣東的西方人絡繹不絕。到了貿易季節,廣州商館區即形成一個小型西洋人社區。


這些人雖來自不同國家,但在廣東本地人看來,其外貌衣著、生活方式都高度類似,可以統一歸類為番鬼「族群」。在本地族群長期對立的氣氛下,個別西方人與當地人稍有衝突,幾乎必然會引爆後者對全體鬼佬的敵視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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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乾隆十四年到道光十八年的 89 年間,外國到粵海關口岸貿易的商船共達 5266 艘,平均每年 59 艘。其中以英美商船最多,兩者數量占到了其中的八成。從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年,粵海關外洋貿易交易額占全國總額的六成,以及西方交易額的絕大多數。


而且,雖然西方人的回憶錄把自己描述為一副受盡欺辱的可憐蟲模樣,但這多少是出自敘述者的「選擇性記憶」。


中方的記載保留了另一面的證詞。如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乾隆奏報,洋商本人雖大多溫良克制,但他們攜帶的「番廝」卻多有持械傷人、與民爭鬥等行為,至於船上的水手,更是「性多強暴」,每每「生事行兇」。


可見,這些番鬼們本身並非都是善類,他們與廣東人在長期密切接觸中逐漸擦出火花,乃至不時爆發不幸事件,毫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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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職貢圖》中的英吉利國夷人、夷婦形象


至於廣東以外北方各省的民眾,見到洋人的機會極少,偶爾能圍觀一兩個深目高鼻的外國使節,自然不免懷著觀賞麒麟瑞獸般的興奮心情,對其敬愛有加。


過低的接觸頻率,甚至不足以在他們腦中形成「番鬼」的族群概念,敵意也就無從說起。


不過,一旦接觸增多,態度的轉變也幾乎不可避免,特別是那些同樣擁有強烈宗族傳統的地方。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日益對外開放,廣東以北地區的變化,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如梅嶺以北的民眾,馬戛爾尼使團來訪時還覺得他們「溫和有禮」,等到 1870 年,德國探險家李希霍芬赴華考察時,便在湖南境內一路遭到石雨打擊,隨員甚至被砸得頭破血流。直到進入更為內地、較少接觸洋人的四川,他才再次見到了友好的民眾。


這種心理並不難理解,就像上海的守護神——城隍秦裕伯,從未因為原籍揚州、出身蘇北而被上海人民挑三揀四。這顯然是因為他獨自來為大上海做貢獻,待遇自然不同於大批湧入、與上海人民接觸頻率劇增的「剛波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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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隍秦裕伯,元末人,原籍江蘇揚州,在明初已被封為上海城隍,比蘇北人大規模進入上海早了 50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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